但無論如何肯定運動裏的道德力量，佔領馬路終究是違法的。民主與法治兩種普世價值，發生了矛盾。佔領者的對面，必然有著為數眾多的反佔領者。一些人在運動尚在萌芽時即持反對態度，認為以威脅手段爭取普選會適得其反，只會令中央收緊政策；一些人是佔領之後發生了轉變，他們感到受侵害的是經濟、法治與自己的生活。反佔領者不是鐵板一塊，但可以肯定的是，佔領越久，民意反彈越強烈。
佔領與反佔領的兩種力量始終交纏在一起，黃絲帶與藍絲帶的標誌區分了人群。這是一種奇妙的感受，即使在佔領區之外，通過不同的顏色，人們迅速地定位了屬於自己的群體，輕易地區分了敵友。社會前所未有地發生了某種巨大分野，鴻溝存在於無數家庭、友人、小團體之間。政治自然而然地滲透進了人際關係，因政見不同人們彼此疏遠，而身處同樣的陣營，能產生某種同仇敵愾。
外部勢力是否參與，成為雙方鬥爭的一個重要的說辭。反佔中者指出，《蘋果日報》和壹傳媒的老板黎智英，有秘密捐款給佔領者的領袖，有關的金額和單據，也都在網上流傳，並且指出他的助手Mark Simon就是美國的情報人員。但佔領者同樣指責，反佔領者後面，都是北京力量在支持，包括僱用黑社會人物在旺角挑戰佔領者。
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曾經在一九八九年指揮「黃雀行動」，參與營救民運學生的「六哥」陳達鉦，坐在他位於旺角附近的辦公室，接受亞洲週刊的專訪時說：旺角本來就是黑社會的根據地，佔領行動立刻就損害到它們的利益，因而「黑社會也是受害者」。它們不需要外力介入，就會自己「做?」（粵語：幹活），與佔領者對抗。
激進團體的狂歡
一些相對於主流泛民派遊離在外的團體，也加入了這場佔領的狂歡。黃洋達領導的「熱血公民」一直是佔中的反對者，他的激進取態與戴耀廷等人的溫文爾雅的學者風範格格不入，但這不妨礙他以「這不是佔中而是革命」為由投身運動。熱血公民和在場所有人一樣，沒有打出屬於團體的旗號。「沒有大會、沒有代表」的呼聲也在那時出現了，統一的黑字黃底的宣傳單張顯示這是有組織的行為，不過沒有人在乎這個細節，也沒有人懷疑誰在領頭。原有的佔中組織的糾察隊統一把「糾察」的袖標拿掉了，在那一刻起，他們等於放棄了糾察的權力。去中心化、去組織化，也使運動往一個失控的方向發展。
這也使反佔領的力量有更多的彈藥。他們指出香港不能再這樣亂下去。其實就在佔領之初，就出現佔領者要檢查警車、要檢驗開往特首辦的餐車車上是否藏有催淚彈。這使得市民警覺，這是否香港「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開始流失的時候，而香港長期以來所自豪的法治精神，是否也逐漸消逝？退休高級警司劉達強就對這種現象非常焦急，他在手機的群組中，不斷傳播有關信息，也不斷警惕佔領力量對這城市所造成的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