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四中全會，是自二十年前十四屆四中全會以來，舉行時間最晚的一次。從十四屆四中全會到十七屆四中全會，會議召開時間都選擇在九月中下旬，唯獨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安排在十月下旬才舉行。這並非是簡單的順延或改期，而是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依法治國牽涉面廣泛，複雜敏感問題多，需要更充分地徵求意見及修改完善，可見中南海的審慎務實態度。
這一屆中南海領導層自上任以來一直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四中全會更以此為主題，表明領導層「迎難而上」，將是對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總目標，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具體化和落實。回溯中國大陸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快速增長歷程，中國形成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三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正是擁有二百多部現行有效法律、七百多件行政法規、近九千件地方性法規。正如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所言：「一直以來，中國法治探索既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又推動了改革開放，難度不亞於改革本身。」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嚴重存在。經濟領域面臨的諸多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往往有行政干預、缺乏公平競爭環境等問題。長期以來，人們遇到問題和糾紛，往往習慣找關係、求熟人、通路子，而走法律途徑解決往往被拋之腦後。一些官員迷戀「權力至上」，決策「大包大攬」。在一些地方，「黑頭（法律）不如紅頭（文件），紅頭不如筆頭（領導批示），筆頭不如口頭（領導交代）」、「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信訪不信法，信權不信法」等民間流行語，清晰傳遞民眾對當下法治積弊的憂慮，更揭示整個社會尤其是官員的法治意識還有待提高。
一位曾參與《決定》起草的北京法律學者告訴亞洲週刊，《決定》草稿基本上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三個依法、三個法治」展開，也就是怎樣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如何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具體化闡述「法治中國」的內涵與外延，明確法治建設的步驟。據他分析，四中全會討論依法治國的議題包括：如何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如何維護憲法法律權威，違憲監督機制怎樣破題？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如何運用法治思維推進改革，實現凡是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法治政府建設，怎樣劃定公權力的邊界，規範執法自由裁量權？司法改革，怎樣破解司法權的行政化、地方化問題？法治與反腐，在高壓強勢反腐的態勢下，怎樣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制度反腐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