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身兼法律人、企業家、收藏家身分的洪三雄，在2014年時為《新新聞》寫專欄，在該年7月余英時獲得「唐獎」首屆「漢學獎」時，特寫此文闡述余英時獲獎之意義，並讚揚余英時在台灣例次民主運動挺身而出，並描寫余英時對政治只抱持「遙遠的興趣」，卻始終高度關懷且經常評論時政的文人氣息。（新新聞編輯部）
被譽為「華人諾貝爾獎」、全球獎金最高的研究獎項「唐獎」，頒布首屆「漢學獎」得主，由中研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余英時獲得。
唐獎特別讚譽余英時以「研究撰述」和「人生實踐」為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治學，他能蘊之於內而行諸於外，不僅學以入世、表裡如一、始終堅持，更是個不為名利權勢所絆之人。
當今在朝諸多教授學者「學而優則仕」，但近年來的政局在他們主導之下卻民調走低、民怨四起。主要原因在於高官尸居其位，卻無法發揮知識的良知與力量去矯正政策的偏頗、不能善盡知識人的道德勇氣去喚醒領導人的妄執。
究竟這一代讀書人真的眷戀權勢而無所措手足？還是飽讀詩書、學貫古今卻無能轉化成「人生實踐」？
1979年台灣爆發了「美麗島事件」，「警備總部」以「叛亂罪」起訴黃信介、林義雄、陳菊等八人交付軍法審判。余英時隨即投書《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為黨外人士仗義執言，並表達他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發展的關心。
國人大概少有人知道，當時代表國府立場提出反駁的，正是當今台灣的總統馬英九。
余英時認為太陽花學運是一次自動自發的公民活動，「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活動，便不能讓政府聽到人民的聲音」「這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人民固然可以透過運動鞏固其公民權利，政府也可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提高其民主素質。」「自由民主得來不易，只要是和平非暴力的運動，精神上都支持」。
言猶在耳，行政院長江宜樺卻抨擊：「除了學運以外的青年，有很多充滿理想、幹勁的年輕人，他們不會整天抱怨政府、把失敗歸咎於別人。」同樣是學者教授，認知與涵養怎會有如此天壤之別？
2013年中國流亡維權人士陳光誠訪台，總統馬英九未敢會面，余英時批之「畏共、沒出息到極點、很丟臉」。最近他更在報紙上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當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與中國人民沒有關係」「中華民國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則，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價值觀」。
諸此都足以彰顯余英時最傲人的成就，就是他有道德勇氣將學問的良知付諸「人生實踐」。他對政治只抱持「遙遠的興趣」，卻始終高度關懷且經常評論時政、長期支持兩岸的自由、民主。他堅持讀書人的人格尊嚴，從不受縛於學術外的任何勢力，實在值得朝野敬仰。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亞運奪首金 風速女王王惠珍為何奪牌後就要退休？ ｜ 更多文章 ）
（本文刊登於2014年7月1日出版的1425期《新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