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筆耕政論，但他始終是文人，腦袋有更多文壇舊聞，便撰寫不少文人圈子的事兒。《絲韋卷》中以大篇幅暢談與曹聚仁和葉靈鳳兩位不容於共黨評論的念故情懷，《北京十年》又談到夏衍與胡風之間，對於「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還高度褒揚李銳勇敢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從這些文人一點一滴的故事之間，羅孚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北京十年》中序言說：「舊聞新抄，不妨當野史讀，野史可能比正史更為真實，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記，只見於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
這正史野史之間的真真假假，可正是羅孚一生起伏跌宕的反思，他和比他早過世的羅海星同樣愛國愛黨，一生崎嶇，也正反映中國文人之難當，尤其是面對著畸型的政治氛圍下的疲憊。
是疲倦了。羅孚零九年首次中風，康復得不錯後，仍然繼續到處活動，去年雖然需以輪椅代步，仍遠赴深圳，探訪前《大公報》職工。至去年四月再次中風，轉眼撐了一年。繼為父親立傳後，也正為亡兄羅海星寫傳的老四羅海雷說，他們近半年到醫院探訪羅孚時，都會問他三個問題，除了問誰來看過他以外，還會問他最喜歡吃的是啥？羅孚總會回答：桂林米粉。然後就會再問：您支持佔中嗎？
高喊不支持佔中
對於這問題，羅孚沒有一次例外，都是以最大的聲音喊說：不支持！時局國情，始終是羅孚最上心的話題，羅海雷利用接近五年時間追蹤他亡父以及亡兄的一生，看到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矛盾，尤其是捲進了中共體制，內部有成千上萬充滿理想的人，但是當黨內缺乏制度的制衡，只要第一把手或任何領導人「出了毛病」，心存理想的，只能活在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