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活躍於文化界，與新聞和學術界都有莫逆摯交，透過曹聚仁做台灣知名文化人徐復觀的工作，然後又透過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人脈，廣泛結識美國外交界人士，於是一九七零年代的羅孚，統戰工作便從香港的文化人，延伸至國家安全部領導的對台對美關係，也導致他在一九八二年突然被傳召至北京，被扣上美國間諜罪的帽子，連同扣查至判罪一年期間，前後遭軟禁十一年。
間諜罪名是冤案
這段轟動全球華人圈間諜故事的來龍去脈，在他兒子羅海雷二零一一年出版的《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中，首次獲得深入剖析，高呼事件是冤案，加害者的人名呼之欲出，但羅海雷謹記羅孚的叮囑，撰寫時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寫錯了會傷害人家，且有關打小報告的左派圈中人既已不在世，便沒有直指姓名。
羅孚就是這樣一個人，一身中國文人的風骨，性情謙厚和藹，一九九三年獲釋返港後，對於北京十一年的冤獄，不去想，也不去追究，卻只作自我批判。「曾嚮往狂勢鬥爭，忘我革命，到頭來，卻被抓將官裏去。」而且一改過去的態度，不但隨即撰文向當年受到六七暴動影響的市民道歉，成位首名公開道歉的左派人士，且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反映他在北京十年的深入反思。
他一九九三年三月在《當代》雜誌撰文：「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羅孚擁有這種公開反省的勇氣。當年在六四燭光晚會上接受香港電子媒體訪問時還說：「如果我這十年還是照樣在原來的工作上面，我又得在這講很多假話，比如說六四，要麼我就不做，六四以後，要麼我就自動掛冠而去，要麼我就得轉?，轉?就要講違背自己的假話。」
羅孚以反求諸己的態度，不斷反思。這時候，大兒子羅海星也因為在六四事件中救人坐過中共的牢，全家都離開了左派圈子，但他繼續筆耕不輟，他喜歡撰寫一些散文式的政論，經常被指為「逢中必反」。不過，他在香港左派圈裏還是德高望重的。
一批前述的「YP仔」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六七動力」為名，在港島北角一家酒樓舉辦「國慶宴會」，當時身體已孱弱的羅孚獲邀仍熱心出席；不久，也曾在六七暴動期間因散發傳單被港英拘捕入獄一年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到場，獲知羅孚在場時，隨即急步直赴前排席間向羅孚問安。曾德成當晚獲安排坐在主家席，與中聯辦官員與工聯會理事長，以及「六七動力」領導人士同枱，到敬酒時，曾德成明顯沒有管同?貴賓，逕自快步走向羅孚，俯身敬酒，態度極為恭敬，之後並與羅孚合照，留下歷史性的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