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富裕國家擴大貧富差距
正義與尊嚴與財富弱勢有關，但也不全然是金錢可以買得到的。1980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基於保守主義的信仰，都鍾愛新自由主義。當時歐美社會對於自由市場的效能也都高度信賴，熱衷於從國內制度到國際邊境都大力拆除資本運行的障礙，市場被用作實現共善的主要工具。全球化的浪潮與新自由主義巧妙結合，在全球範圍內排除了資本的自由運行。
在全球化的大潮席捲之下，多數世人由不得己，只能在「世界是平的」現狀與趨勢中承受與因應。菁英們如魚得水，大展拳腳，紛紛發煌攀高，但也同時造就眾多全球化的受害者與經濟的困絀者，出現了比原先階級矛盾更嚴重的結構性困境，致使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愈益惡劣。
更讓弱勢者難受的是，際遇上的差異還被正當化，成功者自認也被認為他們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獲致的，並非社會因素使然；在這個社會邏輯之下，失敗者理所當然錯在自己。驕傲的成功者於是乎對於階梯下方的弱勢者更加缺乏同理心，不掩其輕蔑和賤視，因此也反過來激化輸家對贏家的仇視與憎恨。
全球化浩浩蕩蕩推進的同時，歐美社會的不平等結結實實積累，且越來越惡化，階級固化和區域分化愈來愈嚴重，階級翻身與區域平衡發展愈益渺不可及。在此情況下，曾經讓世人仰望的美國夢成為巨大的黑色夢魘，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怒潮隨之暴衝而來。
「屈辱政治」助長民粹風潮
歐美國家各個行業的菁英乘著全球化大潮，形成強大的組合，長期扭曲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造成社會階層進一步分殊化的結果。許多受害者和中下層階級不只失去工作，還深深感受社會不再把他們視為有存在價值的群體，主流的政治菁英習慣性的把階級結構極化視為分配性問題，而不理解更不會同情這也是社會承認和個人尊嚴的重大問題。
美國政治理論家桑德爾（M.J. Sandel）把這個問題定位為「屈辱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認為川普和一眾民粹政治人物運用巧言與煽情手法輕易收割這些選民的悲痛和憤怒。民粹領袖們看到問題卻解決不了問題，他們懂得利用受害民眾的憤怒與屈辱去擷取權力，卻跟追求全球化的菁英一樣，對受害者愛莫能助。
如果民主體制不能促進民治與民享，則民有還真有其事嗎？如果民主政治空洞化成為選舉政治，則還有貨真價實的民主嗎？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所謂民主政治豈不淪為民主的異化？社會的菁英和一般大眾對世界的「溫度」如果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則菁英與大眾之間的疏離感必然日益嚴重，從而使得政治體系的「民主含金量」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