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觀點:美國從「不凡主義」的神壇跌落

2021-07-09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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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根在執政任期中,以市場主義與反共聞名,被認為是終結冷戰的重要人物。(資料照,美聯社)

雷根在執政任期中,以市場主義與反共聞名,被認為是終結冷戰的重要人物。(資料照,美聯社)

美國稱霸世界逾百年,確有其無可匹敵的優越性,除了經濟、科技與軍事等有形實力之外,美國懷抱的價值、運行的制度、創造的文化、聚攏的人才都有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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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對於自家的珍寶和達成的成就多志得意滿,因而滿懷美國「不凡主義」的驕矜。雖然美國霸權趨於衰退,內政不修的症狀爆現,但宛如沒落中的貴族,猶抱持著濃濃的高人一等優越感,尤以保守派人士為然。

美國不凡主義退潮了

美國「不凡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又稱美國例外論,若求信達,應稱之為美國「卓異主義」。基於這套理論或意識形態,美利堅合眾國獨特無二,非泛泛之國所可比擬,其獨特性簡直前無古國後無來國。

至於構成美國不凡的資產,則不外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自由資本主義等高大上理念,以及據以建立的各種制度,概皆舉世無雙。人民受益於這些價值的具體實踐,得以享受幸福與富裕,國家也特別強盛而穩定,故能在世上領導群倫,捍衛自由價值,備受萬國欽敬。

拜登(Joe Biden)誓言「重建美國的信用與道德權威」,積極聯合志趣相投與利害相近國家組成聯合陣線,共同對抗中國,他的主要精神資產正是美國不凡主義。

美國不凡主義滋生於獨立革命時期

然而,美國的政治與社會危機以及在國際上的霸道行徑早已造成多方面的危機,長期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從美國到全球都是亂象叢生。於是,美國不凡主義的說服力減弱了,拜登說「我們將共同合作,證明民主國家在21世紀仍能競爭及獲勝」,恐怕是吹哨子壯膽。

美國不凡主義滋生於獨立革命時期,其倡議者宣稱美國並非歐洲之延伸,而是一個新天地,是一個潛力無限、機會無窮的國家。這樣的信念引領革命者懷想美國不凡主義,初始的核心內涵是主權在民,而後由於美國發展突飛猛進,精神文明傲然於世,形成了「昭昭天命」的自負感。

2021年6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出席美國與歐盟峰會(AP)
拜登誓言「重建美國的信用與道德權威」,積極聯合志趣相投與利害相近國家組成聯合陣線。(資料照,美聯社)

進入冷戰時期,美國不凡主義被發揚光大,民主陣營國家咸認自由世界以美式價值理念與生活方式為張本,與共產主義暴政進行文明與野蠻之爭。在這過程中,美國在境外廣為推行這些理念,甚至強加於人,為此而不惜干涉內政,鼓動顏色革命,也多次在幕後支持政變。

美國質優而不完美

美國不凡主義在良善價值的實踐與推廣上有其不可抹煞的貢獻,但由於理想主義與自私自利一貫併同存在,以致於美國拓展價值理念的主要驅動力,不脫經濟與軍事上的自私自利目的,而以意識形態為塑造世界霸權秩序的工具理性。

一個國家立足於世最忌孤芳自賞,自高自大,甚至霸氣凌人,更不可耽於自滿而故步自封,以致於無法以謙卑態度欣賞與學習其他價值體系的優點。美國不凡主義的一大危險在於過度自滿,企圖按照自己的樣態改造別人,將自己的價值、理念與體制以蠻力加諸於人,因而侵犯他者的自主意志與獨特發展路數。

過去百年來,美國對於世界的進步與文明的發展卓有貢獻,但造成的弊害也不少,特別是以單邊主義思維打造的霸權性國際秩序,嚴重扼殺多邊主義世界秩序的形成,阻滯後進國家生存發展與貢獻世界的機會。現在美國霸權逐漸衰退,多元價值在世上蔚然成長,致令美國逐漸失去了俯視世界的高度。

民主的優越性逐漸動搖

2020總統選舉以及選後滋生的國會山莊暴亂事件,顯示美國民主制度絕非完美無缺。而且顯已弊病叢生。美國得以稱霸世界垂百年,除了拜綜合實力冠絕世界之外,還受惠於其民主制度促使政治體系良好運作。然而,現在不只是美國,全球都已出現民主體制衰頹的亂象。

2021年2月10日,美國聯邦參議院審判前總統川普「煽動叛亂罪」,1月6日攻佔國會山莊事件新影片曝光(AP)
2020總統選舉選後滋生的國會山莊暴亂事件。(資料照,美聯社)

民主有其不可替代與磨滅的優點,但由於民主體制與市場資本運作如同連體嬰兒一般結合在一起,頗有擴大社會矛盾與財富分配不平衡的弊病。一般民主社會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與自由化已經造成各階層之間不對等的經濟地位,全球化的高度發展則加速掏空國家的社會保障、就業扶助與財富重分配職能,政府引導經濟結構轉型的能力也被削弱了。

民粹式激進主義勃興

美國與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拜先行發展與民主產生效能之賜,長時期享有優異的治理品質、周密的人權保障,寬裕的生活水平以及優於世界平均水平的社會福利(除了美國)。過去數十年在全球化增進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助力之下,產業分工體系取得更高的附加價值,致使大企業的經營與發展如虎添翼。

然而,現在以中國為首的後進國家全面興起,造成全球產業結構丕變,先進國家的一些大企業紛紛喪失核心產業的領先地位,加上製造業大量外移,致使產業空洞化日甚一日,並且使得民主體制調和利益衝突的機能減弱,連帶刺激了民粹式激進政治運動勃然崛起。

民粹風潮近年席捲歐美國家,被視為民主大敵;儼然民主政治是現實存在的,是人間可欲也可求的理想目標,而民粹則是民主政治的變異,是可惡但也可除毒瘤。民粹的導因根深蒂固,真真實實存在於眾人的際遇與心頭上,而民主的形貌卻虛幻不實,飄飄忽存在於菁英的想像與偽善中。

2016年是歐美政治民粹化的高峰,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贊同脫歐,全球各地紛紛出現民粹主義的反撲。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美聯社)
川普於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被視為是民粹對建制菁英反撲的象徵。(資料照,美聯社)

這種反撲的根源從何而來?有人認為是全球化之下受害者對受益者的反擊,有人認為是高度國際化、現代化城市和相對傳統與封閉鄉村居民之間的生活格局差距導致的摩擦,但從歷史縱深的脈絡檢視,可看出這些反彈不只源自經濟因素與區域差異,還涉及社會正義問題,其中以人的社會尊嚴淪喪最具關鍵性。

全球化在富裕國家擴大貧富差距

正義與尊嚴與財富弱勢有關,但也不全然是金錢可以買得到的。1980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基於保守主義的信仰,都鍾愛新自由主義。當時歐美社會對於自由市場的效能也都高度信賴,熱衷於從國內制度到國際邊境都大力拆除資本運行的障礙,市場被用作實現共善的主要工具。全球化的浪潮與新自由主義巧妙結合,在全球範圍內排除了資本的自由運行。

在全球化的大潮席捲之下,多數世人由不得己,只能在「世界是平的」現狀與趨勢中承受與因應。菁英們如魚得水,大展拳腳,紛紛發煌攀高,但也同時造就眾多全球化的受害者與經濟的困絀者,出現了比原先階級矛盾更嚴重的結構性困境,致使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愈益惡劣。

更讓弱勢者難受的是,際遇上的差異還被正當化,成功者自認也被認為他們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獲致的,並非社會因素使然;在這個社會邏輯之下,失敗者理所當然錯在自己。驕傲的成功者於是乎對於階梯下方的弱勢者更加缺乏同理心,不掩其輕蔑和賤視,因此也反過來激化輸家對贏家的仇視與憎恨。

全球化浩浩蕩蕩推進的同時,歐美社會的不平等結結實實積累,且越來越惡化,階級固化和區域分化愈來愈嚴重,階級翻身與區域平衡發展愈益渺不可及。在此情況下,曾經讓世人仰望的美國夢成為巨大的黑色夢魘,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怒潮隨之暴衝而來。

「屈辱政治」助長民粹風潮

歐美國家各個行業的菁英乘著全球化大潮,形成強大的組合,長期扭曲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造成社會階層進一步分殊化的結果。許多受害者和中下層階級不只失去工作,還深深感受社會不再把他們視為有存在價值的群體,主流的政治菁英習慣性的把階級結構極化視為分配性問題,而不理解更不會同情這也是社會承認和個人尊嚴的重大問題。

美國政治理論家桑德爾(M.J. Sandel)把這個問題定位為「屈辱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認為川普和一眾民粹政治人物運用巧言與煽情手法輕易收割這些選民的悲痛和憤怒。民粹領袖們看到問題卻解決不了問題,他們懂得利用受害民眾的憤怒與屈辱去擷取權力,卻跟追求全球化的菁英一樣,對受害者愛莫能助。

如果民主體制不能促進民治與民享,則民有還真有其事嗎?如果民主政治空洞化成為選舉政治,則還有貨真價實的民主嗎?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所謂民主政治豈不淪為民主的異化?社會的菁英和一般大眾對世界的「溫度」如果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則菁英與大眾之間的疏離感必然日益嚴重,從而使得政治體系的「民主含金量」越來越少。

民主的軀殼之下還剩多少血肉?

今天主宰歐美政壇的民粹領袖多是右翼人士,但左翼政治人物對於事態的惡性發展也有責任。以英美來說,其政黨板塊早已改變,英國工黨與美國民主黨傳統上比較親勞工,在政治光譜上算是左派,但因為布萊爾(Tony Blair)、柯林頓(Bill Clinton)、歐巴馬(Barack Obama)幾位政治明星的訴求明顯轉變,原本親勞工的論述被強調績效的訴求所取代,勞工階級頓然失去依恃。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出席妻子希拉蕊的敗選演說(AP)
柯林頓於1992年參選美國總統時,採用讓左翼朝向市場的「新中間路線」,大談經濟問題而當選。(資料照,美聯社)

這些向中間靠攏的政治人物之所以改變論調,不能不歸因於雷根(Ronald Reagan)與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達成一定績效的影響,所以政治主張不得不滲入一定程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成分,強調政府應該節制干預,讓各人自由發揮,自擔責任。

他們面對保守主義領導人塑造的純粹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大浪,眼睜睜看著製造業外移到低生產成本國家,更使本國原已居於弱勢的勞工失去生存的憑藉,卻也也無動於衷,甚至成為全球化菁英的最有力後盾。

討厭全球化的勞工多認為左翼菁英同為全球化的推手,並且從中獲利,所以許多民粹性選民轉而支持川普、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之類的右翼民粹,另則支持英國脫歐,他們背棄了那些先已背棄他們的左翼領袖。這種悲情無疑是形成民粹主義的肥沃土壤,也是促使歐美政黨板塊挪移的重要因素。

人們不禁要問:當寄望於左翼與右翼同樣落空,民主的靈魂還剩下多少?除了軀殼還有多少血肉?

政治觀點極化妨礙溝通

在新的傳播型態中,右翼與左翼愈益成為兩國壁壘分明的國度,主要原因是社交媒體上圈出的信息回音壁越來越厚實,製造了無數的部落,民主性對話與共識無從形成,反而加深社會的撕裂。被社群媒體分走一大杯羹的傳統媒體,慘遭區隔化、標籤化,甚至被異議者汙名化,公信力與影響力隨而下降,其守門人的專業功能隨而減弱了。

何況人類雖然能作理性分析,但大部分時間都是以直覺和情感作判斷,所做的腦力思考有限,因此越益成為活在同溫層舒適圈的囚徒。

在後真相時代的部落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的人性發揮得更徹底,情感好惡和感覺狀態擺在首要地位,證據、事實和真相多不深究,對於政治人物言行全憑立場做評斷,以致於政客說謊多數時候不是為了瞞騙大眾,而是為了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博取共鳴與支持。

當政治漸趨兩極,人的本性傾向於相信極端觀點,並且較相信息與既定立場相符的訊息,輕忽真相,「雄辯勝於事實」成為政客的實踐指南,反正人們多半主觀意見重於客觀事實,立場決定是非,民主社會正在變得政治兩極化,中產階級也正被社會經濟不安所掏空,這些都使得身分政治越趨強盛,造成不自由、不寬容的民粹主義風氣,使所有對話都變成不可能,社會因而走向極端化。這正是當前美國罹患的重症,這樣的社會必然越來越分裂,如何能再團結起來?美國的不凡主義又剩下多少可附麗的軀體?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前中選會委員,本文為「陳國祥觀天下」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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