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知」一詞尚未淪為笑話之前，我曾在圈內聽說過一則笑話。有位公共知識份子群體裡的活躍人物，搞混了海耶克和哈維爾，把《通往奴役之路》這本圖書的作者，敬贈給了捷克總統哈維爾。
人類的品性，天生帶有競爭意圖。我的用意自然不是利用這一點錯誤，從他人身上謀取不存在的智商優越感，因為至少目前來說，他比我有名，更比我有錢，也很多次公開承認過，因此對他絕對無從挑剔。我想說的其實是，類似的錯誤我也曾經有過，在我學識初開的時候，曾把馬丁．路德和馬丁．路德．金兩位仁兄，錯誤地當成了同一個人。
有一句話，我不確定是不是王小波所說，但的確很有道理：「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源於對自己無能的憤怒」。因此我認為，真正有高尚品德的人，都應當具備接受批評和嘲諷的胸懷——畢竟，的確有很多人，是通過對他人的嘲諷，減輕自己痛苦的。從這一點來說，不幸被我引用為負面案例的某知識份子，比因為《一步之遙》而飽受非議的導演姜文，要好。
（中國知名導演姜文繼《讓子彈飛》之後的最新作品《一步之遙》狠狠調侃暴發富）
人的知識結構存在先天缺陷，因為你無法不通過教育來建立自己的認知體系。但時至今日我依然發現，能犯錯誤，都是一件有學問的事。對很多人而言，為了維護自己的學問，連錯誤都不肯承認。當下中國，很多人都面臨一個痛苦的蛻變和新生，必須要重新刷新知識、再建價值體系，人總不可能畢生都活在「低頭一看，胸前的紅領巾更加鮮豔」的蒙昧時代。但在這之前，中國人更需要重建的，卻還是常識。
說到常識，這的確是我們誤解最大的基礎認知。比如修養不等於面子、金錢不等於罪惡、離婚不代表失敗、情人不代表亂來，很多應該坦坦蕩蕩的事，在中國都成了過街老鼠。因此當拍過《讓子彈飛》這樣「充滿革命寓意和啟蒙思維」電影的姜文，受到「誰也不會比我更有錢」的富家公子王思聰的批判時，似乎傾向已經不辯自明：你一個暴發戶，憑什麼罵我？
（大連萬達集團王健林兒子、典型富二代王思聰三罵《一步之遙》該早早下片。騰訊）
遺憾的是，真理從來都不是不言而喻的。雖然我認同王思聰是個純正的暴發戶，但不代表他不正確，也不代表他帶有原罪或缺乏修養。我所警惕的是，是不是一個人只要有了錢，他就失去了公共批評的先天正義？
我對這種思維的傾向，保持最高警戒的恐慌。從中國歷史上來看，因為這樣的小情緒而丟了身家性命的，何止罄竹難書，恐怕能夠再建一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了。從先秦的春秋戰國起，「士農工商」就一直揚文抑商，據說直至宋代，做買賣的商賈，都需要穿一黑一白的鞋。這一智慧的發明，頗像文革中流行的「陰陽頭」和「黑白臉」。毛澤東曾經在回復郭沫若的詩詞裡說，百代猶行秦政法，勸君少罵秦始皇。現在看來，很多道理其實早就從先秦就有起源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