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左派的英國當代思想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曾經說，「馬克思主義者所希望的，不過就是不要再當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已。」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就像醫生，治好病人(打倒資本主義?)就失業，然後就可以燒掉格瓦拉的海報，重拾蒙塵的大提琴，聊些遠比亞洲生產模式更有趣的話題。
如果像泰瑞．伊格頓所說，馬克思主義的重點，在於它結束之後，人們可以有一個自己的人生。那麼，作為一位女性主義者，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換句話說，一天女性主義者，終身為女性主義，這不是時髦的標籤，而是深入靈魂的信念。
當然，假如現在真的已是進步社會，男女接近平等，一位自許女性主義的人也許可以稍微忘記自己的使命，可以更柔軟包容一些(假設她有那麼大的權力可以包容)，畢竟，所謂平權，不論男女，他們要爭的當然不是淩駕別人的特權，而是慷慨、有能力付出給予的權力。
在權力方面，女人們其實是慷慨的，希拉蕊2008年痛失打破美國最高玻璃屋頂的機會，但女性主義者總會體貼善意的想，第一位黑人總統的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至於第一位女性總統?還可以等一等；在台灣，高雄市副市長劉世芳請辭，她的理由是高雄市長是女性、議長是女性，將來總統也是女性，因此副市長一職應該留給男性一個機會，確實體貼，只是，男性政治人物為何從來不必擔心總統市長全部都是男人呢!
女人，通常還沒有拿到權力，就準備要退讓了!然而，現在是慷慨的時機嗎?或是說，女人的權力已經大到可以慷慨了嗎?
陳為廷決定參選苗栗立委，自爆襲胸案後一度仍堅持參選，但後來再爆新案後終於黯然退選。值得注意的是，陳為廷的朋友(不乏進步菁英)為何一開始會心存僥倖，誤信即使性騷擾案曝光後仍有可能過關，這是一個值得問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碰觸到台灣運動是否真正進步的核心。
問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兩個字，第一個字是「因為」，第二個字就是「雖然」。大概沒有人會認為，「因為」陳曾經有性騷擾前科，因此他適合參選公職，比較正常的理由應該是，「雖然」陳有前科，但是「XXXXX」，因此有必要支持陳為廷參選。
在這裡，關鍵正是那幾個「XXXXX」，括號中的理由可以隨意替換，不論這是更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還是更強大獨立的國家，反正都可以犧牲掉女性的權益，問題是，如果一半人口只是被動的、物化的無權力人，任何理想不過就是空洞的詞語罷了!
美國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運動，堪稱是美國60年代民權運動的基礎，無論是女權運動、反戰運動或是學生運動，幾乎都是從「自由之夏」開始起步；不可避免的，美國進步運動中的性別歧視問題，也是從「自由之夏」開始。在社會學者道格．麥亞當的《自由之夏》一書中，就記載女性志工的兩難，「這真的是那種典型的『進退維谷』處境。如果你不做(發生性關係)，你將會不斷遭受騷擾，如果你做了，你有可能被冠上『壞女孩』的名號而被踢出計畫。男性卻不需要面對這些。」
重點也許不是女孩壞不壞，而是運動中的雙重標準，讓女性無所適從，一般社會中的性別雙重主義令人憤怒，然而，進步運動中的性別雙重標準，卻令人絕望到遍體生寒，如果在進步陣營中，女人都可以被「雖然」抺煞掉，連在號稱進步的場域中，都找不到平等的同志愛，女人還有談平權的空間嗎?
正是女性志工在「自由之夏」這樣次等地位的體驗，為日後的基進女性主義埋下伏筆，這是一個負面的體驗，卻包含了正面的提醒作用。但在台灣從21世紀回頭看一路走來的性別關係，你會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一點都沒變，女性主義者要像馬克思主義者，期待目標早日完成，下台一鞠躬，去過自己的人生，那個時刻顯然還沒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