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對徐世榮台灣農村土改論述的批判總綱(1)

2018-01-09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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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世榮認定在二二八事件後已受打擊,無法進行抵抗的本省地主菁英,卻是透過由其主導的省與縣市議會,高度參與和影響從省府到行政院階段的政治斡旋與草案修訂過程。(資料照,BBC中文網)

而徐世榮認定在二二八事件後已受打擊,無法進行抵抗的本省地主菁英,卻是透過由其主導的省與縣市議會,高度參與和影響從省府到行政院階段的政治斡旋與草案修訂過程。(資料照,BBC中文網)

政大教授徐世榮於去年出版《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理廖彥豪、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詹竣傑受邀為《台灣社會季刊》撰寫書評,並由羅格斯大學地理學博士生洪偉傑做書評導讀,風傳媒即日起連續上刊。

一、前言:徐世榮戰後農村土改論述的基調

在解嚴後的台灣,對農村土改研究出版最多,最受學界矚目和社會知曉的學者,莫過於徐世榮教授,相關研究已出版三篇期刊論文,三篇專書論文(徐世榮、蕭新煌,2001;徐世榮、蕭新煌,2003;徐世榮、周有為,2008;徐世榮,2008;徐世榮,2010;徐世榮、廖麗敏、萬曉彤,2014),徐這些文章是以學院研究者作為對話對象,成為近年農村土改研究代表性的批判論述。

徐於2016年由遠足文化出版的《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簡稱《土地正義》),不同於先前學術論文,以個別政策作為對象,試圖以整合的批判角度,重新檢討「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推行農村土改的前因後果,並以「國民黨政府」推動土改時展現的威權獨裁性格和空間開發體制作為分析基礎,指出在解嚴多年後,這個威權體制遺緒仍是理解當前台灣各項土地徵收爭議和衝突的核心要害[1](徐世榮,2016),徐並提出應將土改與土徵爭議等現在進行式的不正義作為,納入當前轉型正義的處理範疇,重新反省土改對台灣社會與地主菁英的影響和壓迫(徐世榮,2008:42-43;徐世榮,2010:95;徐世榮、廖麗敏、萬曉彤,2014:66-67)。

徐撰寫的學術論文,是和研究者進行對話,閱讀和影響範圍相對有限,徐自己對《土地正義》這本科普專書有不同定位,非以嚴謹學術規範做為限制,而希望是面向台灣社會和普羅大眾的歷史與政策書寫為主,並將這本書奉獻給曾經或仍在遭受土改和徵收迫害的台灣人民,希望台灣社會和政府當局正視此項轉型正義的重大課題(徐世榮,2016:22-23)。徐也身體力行,這本書不僅透過他親自口述,由訪談編輯者張雅綿協助整理,他也在出版前對全書內容進行校閱改寫。在出版後,透過串聯全島土徵爭議據點和獨立書店網絡全省巡講,藉此宣傳他對反省土改和面對徵收爭議的立場和論述,這本書也在2017年獲得出版界的金鼎獎,展現當前政府文化部門對此書的重視和肯定。

徐作為受限於學院框架的知識工作者,在不受體制鼓勵的條件下,願就對農村土改研究長期投入,及致力將自己對這段重要歷史事件與政策制度的研究成果和詮釋,撰寫面向社會大眾的科普書是應受肯定的事,但這本科普書內,卻有諸多論及歷史事實與政策制度的基本錯誤。我認為即便撰寫科普書,仍應本於各種歷史事實與制度規範,深入淺出重建對這段事件的歷史書寫,進而提出作者對這段歷史的詮釋和評價。但徐的《土地正義》一書,經我逐頁校訂後卻有高達六十個項次,近百項歷史事實和制度規範的嚴重錯誤,關於這些錯誤,請參閱我整理的勘誤表,本文不另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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