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蔡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明確要擺在「搶救低薪」上，小英總統提出的救低薪政策中，特別提到「對於從事低薪非典型工作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職業訓練」。不過，政策是否能減少非典型工作者，只靠職業訓練仍不足，最終還是要靠整體的經濟與就業市場上揚，才可能改變非典型工作者增加的趨勢。
行政院主計總處在去年底前曾公布一份勞動市場報告，所謂的「非典型就業」不論在絕對數字、或占勞動力比例上都增加，雖然主計總處是以「正面方式」解讀，但非典型就業增加，加上長期的低薪困境，明確代表國內勞動市場進一步的惡化。
根據主計總處這份人力運用調查報告有關「非典型就業」的說明中顯示， 106 年 5 月非典型工作者為80.5萬人，較97年增加 15.5 萬人；非典型工作者占全體就業人數之比重，由97年6.24%增至7.11 %，上升 0.87 個百分點。
根據官方的詮釋，因為全體就業人數1,133.1 萬人，較97 年5月增加 91.8 萬人或增 8.81 %，其中內非典型工作者增加15.5 萬人，全時正式工作者增加 76.3 萬人，因此近 9 年來全時正式工作者增加人數約為非典型工作者 5 倍。
而且官方說明時強調，非典工作者人數上升，原因可能是自由工作者成國際趨勢、學生希望課餘兼職，或退休者想找輕鬆的工作等因素；且以國外而言，日本與韓國也是非典型工作的人數與比重上升。這一解釋倒似乎台灣非典型工作增加是因自由工作者增加、有「追上國際趨勢」的正面因素，反正國外也是如此嘛！
說得輕鬆、也非全然錯誤，但確實有粉飾太平、過份輕忽非典型工作增加對勞工 、勞動市場的傷害。
所謂非典型就業者包括部分工時、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其起源固然有勞工因個人因素考量寧可就部份工時，而不願亦不能就全時工作；對勞動市場而言則是更有彈性；但實際上演變至今，已成為不少企業節省成本、避免承擔勞工各種福利、退休金的方式，其中又以使用派遣員工影響最大。
如果以勞動市場資源運用的「宏觀調控」觀點看，派遣業的存在有其價值。當企業只是短期需要人力時，不可能、也不願雇用正式員工，因此雇用派遣員工因應。派遣員工雖然在這家A公司工作，但卻屬於派遣公司的員工，一旦在A公司的短期工作結束就回到派遣公司，可能接著派到另外一家有同樣需求的B公司。看起來是讓勞動市場人力更充份運用，而那些需要短期人力的企業，也解決了其人力需求問題。
但實際運作上，派遣業卻成為企業躲避其對勞工責任的方式。企業實際需要的是長期人力，卻名義上改為短期人力，從派遣公司雇用人，然後可能一年一聘，卻可永遠不再負擔勞工任何福利與退休金，全部丟給派遣公司；而派遣公司相對的保障與薪資都較差，擔任派遣員工者多是暫時性的委屈求全，少有樂在其中者─至少就主計總處的調查報告中，就指出有2成多的非典型工作者屬「非自願性質」。
過去最著名、同時也是最惡名昭彰的案例，就是在2009年金融海嘯時，奇美電子一口氣對公司8成的派遣員工解約，來自4家派遣公司、估計近3000名派遣員工立刻失去工作，而且，奇美只是「用簡訊」就解雇了數千名員工；這些派遣員工是「真正」失去工作，而不是回到派遣公司即可繼續領薪水、準備到下份工作崗位。當時社會既震撼於金融海嘯的威力，更意外於連外界視為「幸福企業」的奇美，都能如此大規模又不避諱的用派遣員工，以規避企業該承擔的成本與責任。
雖然以主計總處的資料來看，過去10年非典型工作的平均年增率為2.4%，數字還不算驚人，但一來畢竟是高於全時正式工作者平均年增率0.8個百分點，讓其占全體就業人數比重增加了0.87 個百分點；二來根據人力業者的說法，官方數據其實都低估了實際情況。因此，對非典型就業者的增加，官方是不宜過份輕忽其影響；現在，至少是總統也有注意到也重視非典型就業者的問題，也希望有關單位能提出因應政策。
政府不可能立法禁止派遣等非典型工作，包括勞資雙方的市場確實有其需求；但就如正在立法院爭執不休的勞基法修法問題一樣：勞動市場固然要給予彈性，過份僵固對勞資雙方都有負面影響；但對違法、有害勞工權益的行為，政府卻該有能力把其糾出來─例如，不少著名企業派遣員工比例過高，政府有關單位就不該不理不睬，但遺憾的是外界少見勞檢單位著墨於此。 （相關報導： 「我有200萬個想自殺的理由」外省高官之女成派遣工 道盡貧窮人生 ｜ 更多文章 ）
官方在發佈數據、「正面解讀」數據的同時，是否也該多作點事？而非典型工作的增加、與長期低薪資，是勞動市場惡化的2大徵兆，台灣同時存在這2大現象。總統提出的加強職業訓練，在現實上並非減少非典型就業者的解方，唯一的解方其實是增加就業機會，也就是說要增加民間投資，政府還是該多著力於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