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十九世紀後半及二十世紀前半的社會思潮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生存競爭的思想，隨着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發展，占有極大的勢力。除了短暫的威爾遜努力國聯時期，及羅斯福的聯合國及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時期之外，大部分時期是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的所謂國際現實或新現實主義當道。
隨便舉一些例子：執美國國關理論牛耳數十年的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他1948出版的權威著作「國際政治」中認為：人都是自私自利，渴望權力。所有政治，包括國際政治，都是 「權力闘爭」（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25（1948））。
所謂代表新現實主義的哥倫比亞大學華爾玆（Kenneth Waltz）教授則在1979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主張：在一種世界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最為關切的是以權力達到生存和安全。（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93 （1979））。
芝加哥大學的彌爾塞姆（JOHN MEARSHEIMER）在2001年的「大國政治的悲哀」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可能很難實現，因為構成世界的大國互相害怕而爭奪權力。的確，它們的終極目標是達到壓倒他國的地位，因為霸權是本身生存最好的保障。」（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xi（2001）又說：「大國行為主要考慮生存。但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的願望使它帶有侵略性。」（54）特別是 「美中為台灣衝突可能的日子不會很遙遠。」（2）
狡猾如季辛吉者，至今還難完全忘情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現實主義。在談到美國在兩次大戰期間略微傾向理想理性主義之時，他在1994年的「外交」一書是這樣評論：「當外交政策問題進入 [道德的] 善與惡的闘爭， 美國人對零碎或半弔子的結果，一般是感到不舒服。美國人在不從事大規模地緣政治的改變之際，卻同時轉為領土保護，及某些時候的所謂維持現狀。相信法治，但他們發現和平演變的信仰，很難與所有歷史上重大改變都從暴力及翻覆而來的史實調和。」（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55 （1994）。
中國又如何看呢？百年以前，嚴復把達爾文的生物演化理論介紹到中國，夾帶並放大了日後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因為他當時的主要關切在保國衛民的生存問題。與一般的士大夫的情緒和焦慮正好完全吻合。所以這個理論八方響應，百年不衰。但是，嚴復沒有直接介紹達爾文物種進化論及其延申的適用，選譯的是在贊同生物演化之下，反對人類社會有叢林規則適用的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 《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強調至少在文明社會的連帶（social bond），產生群體的同情（sympathetic emotions) ，互助（mutual support），與合作 (cooperation），（18）不是生存競爭的適者生存。（18-19）對此，雖非嚴復重點，在略有微詞及節略之下，也不是完全沒有提到赫胥黎這方面的意見。例如，不論赫胥黎的原文如何，嚴復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