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幸觀點：台海局勢的「梅洛斯陷阱」

又是修昔底德

談到中美台關係的互動，一般人喜歡套用雅典將軍兼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貝羅奔尼斯（Peloponnese）戰爭的觀察：認為是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達恐懼的必然結果。哈佛的艾莉森教授還為此鑄造了所謂 「修昔底德陷阱」。意思是中美關係的緊張，就猶如中國的崛起威脅了美國的安全，有導致兩國終須一戰的危險。而台灣處於夾縫之中， 處境更是困難。這個觀察固然有一定的可比之處。不過，從兩岸的角度，幾乎不受注意的貝羅奔尼斯戰爭中牽涉到梅洛斯（Melos）城邦的一個小插曲， 也許更是相干。我姑且稱之為「梅洛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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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斯陷阱

「當我們談到人間的紛爭，只有雙方實力相當才有討論公平正義的餘地。在現實裡，強者予取予求，弱者忍氣吞聲。」雅典代表如此表態。（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V 89, 302（Martin Hammond trans, 2009））.

針對梅洛斯島代表抗議，認為對大家（包含雅典）都有利的公理是：對遇到災難的人應予以公平待遇。雅典代表除了表示雅典對此不會在意之外，進一步說：

梅洛斯代表繼續聲辯：「我們難道必須是敵人不能是朋友？你們難道無法接受我們的中立？」(V, 94; 303)

雅典代表回答：「你們的友誼比對我們的敵意更危險。對我們人民大眾而言，友誼代表我們的軟弱，仇恨代表我們有實力。」(V, 95; 303)

經過一番爭辯，梅洛斯代表表示作為被欺負的一方，神與梅洛斯同在。斯巴達為了它的榮譽，一定會幫助弱小的梅洛斯，對抗雅典。(V, 104; 304) (對此，雅典代表認為雅典並沒有違反神的意旨，而是順應強權必須統治的自然規律。至於相信斯巴達一定保護梅洛斯，「我們只能佩服你們的無知，憐憫你們的愚昧。」（V, 105； 304）又說：提到斯巴達的榮譽，不要忘了它也有自己的利害及安全必須照顧。他批評梅洛斯代表說的都是期待將來可能發生的希望。（V, 111；305）。

在梅洛斯還是堅信神及斯巴達的保護，雅典代表總結：

「在我看來，好像只有你們罔顧眼前的證據，認為將來比當前的鐵證更確定。把胡思亂想當成具體現實，好像只要希望就可以成真。你們越是信任斯巴達，神的保佑，以及希望，你們的滅亡就更加沉重。」（V, 113； 306）

在梅洛斯依然拒絕了雅典的條件後，雅典馬上開始圍城。公元前415年，梅洛斯不敵雅典的援兵而降。雅典格殺梅洛斯所有壯丁，取婦孺為奴。（V, 116； 307）

所以，什麼是我鑄造的  「梅洛斯陷阱」？ 我以為在大國爭奪領導權時 （我不用 「霸權」， 因為有評論家堅持中國不爭霸權， 只爭冠軍。但這很容易被看成文字遊戲，下面還要談到）， 因為大國情緒上認定要保證領導地位，絕不能示弱，或令人誤以為軟弱。 有些第三者看來無足輕重的地區，會身不由己，不由自主地捲入戰爭漩渦。梅洛斯是一個例子。二次大戰後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甚至中國對越南的自衛戰，都是前例。

下列故事，全屬杜撰，如有巧合，只是偶然

史書記載：公元20XX年，在中美激烈衝撞中，共軍突然在幾乎全部摧毀台方指揮控制系統，及飛彈、機場、潛艇等後，出現在澎湖。要求台方派出代表，保證對等，尊嚴，在馬公交換意見。台方派出 「知中派」 賈泰山為代表。中共方面則由知名戰略家崔命符將軍主談。在一番客套之後，部分對答如下：

崔：「容我先做一些觀察：競爭是人類的天性，國家之間的崛起，競爭也是國家的天性。（參閱，劉明福，中國夢，2010，頁24）21世紀的中國，如果不能成為世界第一，不能成為頭號強國，就必然是一個落伍的國家，是一個被淘汰的國家。（24）而世界進步的主要動力， 是國家之間的競爭。（29）從近代世界冠軍國家交接的歷史看，決定最終結局的總是武力對決， 是戰爭更替，這實在是一條規律。（56）中國決定和平崛起，但是中美兩國之間的根本矛盾，是你強大還是衰落。（181）所以，大國想要與另一個大國建立兄弟友誼，共同強大，只能是一種美好的幻想。（175）冷戰後，美國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為了和平崛起，中國必須軍事崛起，成為第一軍事大國。（259）

中國雖然從沒有把台灣問題看成有國際關係的適用，但是台灣不幸捲入中國與美國爭奪冠軍對抗的漩渦中，成為中美國際關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世界局勢及歷史宏觀的潮流裡。中國必須統一台灣。這是歷史必然，中華民族的使命。我希望台灣同胞看清局勢，響應這個必然。尤其在兩方力量對比之下，如果猶圖困獸之闘，繼續抗爭，結局定然悲慘，我軍也會有所損失。台灣的完璧而歸，是兩方共同的願望和利益。」

賈：「台灣人民歡迎中國崛起，成為超越美英蘇日的冠軍國。我們歷屆總統及民間領袖也不斷強調：台灣的華人對中國大陸沒有非份的要求，早已放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大陸人民更沒有仇恨，有的只是親情和友情。這你們難道無法接受？這幾年來，我們朝野也一直努力在美中之間保持中立，強調不武。何以你們毫不領情？」

崔：「台灣同胞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台灣問題卻一直得不到解決。甚至有部分台灣同胞決意脫離祖國。毛主席曾說中國人有耐心等待一百年解決台灣問題。現在台灣問題在外國勢力的阻擾下不得解決也快一百年了。我們如果再縱容必然有外力介入的什麽中立，接受婦人之仁的友情或親情，那只是讓全世界的人笑話中國的軟弱。如此瞻前顧後，中國肯定無法與人爭奪和保持世界冠軍！」

賈：「我們不是沒有務實地評估自己的實力。但是，作為兩岸弱小和被迫的一方，我們堅信公道人心在我們一邊。世界輿論也會聲援我們。美日澳等國基於他們的榮譽及正義感，也一定會很快協助我們。」

崔：「世界輿論，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沒有支持中國的行動，反對美日等長久地干預中國的台灣內政問題。再說美國的援助，不要忘了美國也有自己的國安利益。它不會為台灣問題與中國在台海打仗。我們已經照會美國及所有國家，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在不妨礙中國主權的核心價值下，我們一定遵守台灣對各國已有的承諾，絕對並繼續保護各國在台灣的利益。包括對各國利益極為重要的半導體和鳳梨的供應。我們既已出兵，失敗不是選項。我們不封鎖台灣，但任何國家在台灣附近採取危害在澎湖地帶我軍安全的任何行動，我軍不會有任何遲疑，必然行使正當合法的自我防衛權。至於日本和澳洲更不會派兵援助你們。他們國安最大的利益在防止中美為台灣引起更大的軍事衝突，引爆世界大戰。跟我們一樣，能夠保護他們自己國家及人民的安全及福祉是他們最大的光榮。而保護台灣人民的福祉不能靠無知和愚昧！」

在賈泰山及其他台灣代表依然對世界民意及美日的誠信喃喃有詞之下，崔命符總結：

「在我看來，你們決心罔顧眼前實實在在的證據，一味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將來。把胡思亂想當成具體現實，好像只要希望就可成真。你們越是信任美日澳的保護，輿論的制裁，以及希望及期待，你們的崩潰就越發早日到來。」

隔日信息傳來，台灣民眾示威暴動，軍隊拒絕對民眾開槍。執政當局鞠躬下台。新政府與中共達成協議，台灣問題和平解決。

放棄同樣錯誤的社會達爾文前提

中美關係的死結，以及中美以及兩岸人民無論對「修昔底德」或「梅洛斯」陷阱的焦慮，最根本的理由不在两國的任何一國是否能保持霸權，然後才能夠像幾乎所有中美關係專家企望的「治理」兩國的「矛盾」，把它維持在所謂「健康的」「合作競爭」之內， 而希望不至於發生「衝突與戰爭」。或是從中國的角度，以為必須超越美英蘇日，成為並一直保持為世界冠軍的軍事及經濟的第一大國，如此才能夠實現和維持，中國「安全」「合作」「繁榮」「和平」的強國夢。歸根究底，兩方的明說或潛在的假設和前提，是以相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敗，強者生存」的生物叢林觀點，誤用到人類群體的關係。

美國在十九世紀後半及二十世紀前半的社會思潮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生存競爭的思想，隨着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發展，占有極大的勢力。除了短暫的威爾遜努力國聯時期，及羅斯福的聯合國及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時期之外，大部分時期是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的所謂國際現實或新現實主義當道。

隨便舉一些例子：執美國國關理論牛耳數十年的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他1948出版的權威著作「國際政治」中認為：人都是自私自利，渴望權力。所有政治，包括國際政治，都是  「權力闘爭」（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25（1948））。

所謂代表新現實主義的哥倫比亞大學華爾玆（Kenneth Waltz）教授則在1979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主張：在一種世界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最為關切的是以權力達到生存和安全。（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93 （1979））。

芝加哥大學的彌爾塞姆（JOHN MEARSHEIMER）在2001年的「大國政治的悲哀」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可能很難實現，因為構成世界的大國互相害怕而爭奪權力。的確，它們的終極目標是達到壓倒他國的地位，因為霸權是本身生存最好的保障。」（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xi（2001）又說：「大國行為主要考慮生存。但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的願望使它帶有侵略性。」（54）特別是 「美中為台灣衝突可能的日子不會很遙遠。」（2）

狡猾如季辛吉者，至今還難完全忘情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現實主義。在談到美國在兩次大戰期間略微傾向理想理性主義之時，他在1994年的「外交」一書是這樣評論：「當外交政策問題進入 [道德的] 善與惡的闘爭， 美國人對零碎或半弔子的結果，一般是感到不舒服。美國人在不從事大規模地緣政治的改變之際，卻同時轉為領土保護，及某些時候的所謂維持現狀。相信法治，但他們發現和平演變的信仰，很難與所有歷史上重大改變都從暴力及翻覆而來的史實調和。」（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55 （1994）。

中國又如何看呢？百年以前，嚴復把達爾文的生物演化理論介紹到中國，夾帶並放大了日後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因為他當時的主要關切在保國衛民的生存問題。與一般的士大夫的情緒和焦慮正好完全吻合。所以這個理論八方響應，百年不衰。但是，嚴復沒有直接介紹達爾文物種進化論及其延申的適用，選譯的是在贊同生物演化之下，反對人類社會有叢林規則適用的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 《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強調至少在文明社會的連帶（social bond），產生群體的同情（sympathetic emotions) ，互助（mutual support），與合作 (cooperation），（18）不是生存競爭的適者生存。（18-19）對此，雖非嚴復重點，在略有微詞及節略之下，也不是完全沒有提到赫胥黎這方面的意見。例如，不論赫胥黎的原文如何，嚴復說：

天行人治，常相毀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兢為功，而人治則以使物不兢為的；天行者...物各爭存，宜者自立…至於人治則不然，立其所祈嚮之物，盡吾力焉，為致所宜，以輔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人擇，天演論，17）

試以白話重述：自然規律和人為治理，固然常常相互抵觸。人為治理之所以能夠成功，卻因限制自然規律的緣故。怎麽說呢？自然規律講究物種的競爭，人的治理則求達到物種的不爭為目的。依自然規律...物兢天擇，適者生存…人的治理則不然，要拿出人人需要的物質，盡力使其安頓，加以輔助，使人可以存活。

又說：

聖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滅絕之...使不克與其民有競立爭存之勢….且既欲其民合其智力以與其外爭矣，則其民必不可互爭以自弱也。（烏托邦，天演論，21）

白話：政治家想要國家得到妥善的治理，一定要消除對人民不利的事情...不使人民之間相互爭奪的生存的狀態發生….既要同心合力對抗外敵，人民一定不能互相競爭，削弱自己。

至於達爾文本人是否認為他的「物兢天擇」可以直接適用到人類社會？這是百多年來學界聚訟紛紜的問題。以他1871年 「人類繁衍及性的選擇」（THE DE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中的見解，我認為達爾文至少認為「進化」（evolution, 也可以譯「演化」），以及最關鍵的 「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765）對人類群體 有其適用。但是，尤其是脫離野蠻時代的社會，人除了生存的本能之外，指導群體生活的社會本能（social instinct），經由有利的經驗，教導，及實踐，演化成為互助 (wish to aid) 及同情 (sympathy) 的習慣。（836）

嚴復所處的時代，不能讓他鼓吹達爾文物競天擇之外的一面。當時的時勢（甚至百年之間）也不能使這個社会群體關係的理論得到共鳴。就像巴西詩人柯埃洛（Paulo Coelho）說過：「人只會聽到他們想要聽的。」現在，中國雖然已是世界強國，不幸社會達爾文的國際觀，某種程度還在指導中國如何崛起的大戰略。

至於台灣呢？不幸，以我看到的範圍為限，台灣的很多國關專家也不質疑現實主義的社會進化論的基本前提假設，逕自以所謂主權國家各自為政的無政府狀態叢林世界，依樣畫葫蘆，展開非常有問題的論述。

「不知歷史教訓，必然重蹈覆轍」—哲學家喬治，珊塔雅納

我不認為歷史有什麽必然，更沒有什麽規律。沒有任何時候的客觀條件完全相同，自然沒有歷史重複的可能。但是，先例能夠刺激我們的想像，擴大我們的視野。在這個意義下，最近中美外交高層在阿拉斯加會談中的唇槍舌劍，卻不得不使人聯想到希臘這一段歷史典故對中美台關係， 尤其是台海局勢的啟示。

我認為：只要中國還在潛意識中接受社會達爾文的暗示，有意無意的在言行之中仍然顯示社會達爾文的影響；或只要中美的任何一方仍然受生存競爭觀念的左右，中國苦口婆心的「和平崛起」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保證，大概會被當成聽而不聞的耳邊風。一次大戰之前，凱撒德國大力擴張海軍，引發英國極度的不安。盡管德國一再保證不是以英國為競爭的對象，當時出生德國的英國德情專家柯洛（Eyre Crowe），在1907年向英國內閣提出一份著名的報告。他認為：必要之下沒有法律，世界屬於強者。一個新興國家的壯大不能被盲目接受現狀限制。歷史會以一般的結果認可國家的行為，很少在意手段的道德與否。而在這種社會達爾文式的現實主義影像之下，柯洛對凱撒德國的保證和平意圖的判斷是：保證很可能是空話；即使真誠，到時也可能力不從心；也可能只是放煙幕；沒有理由期待德國將來的做法會與過去（「鐵與血」）的做法不同。因此英國及其他國家對德國的無害崛起沒有一定的保證。（8 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6,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408 （G. P. Gooch & Harold Temperley eds., 1928）七年之後，大戰爆發。英國事實上從未相信德國的保證。即使德國是真意，單方的保證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只要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仍然隱隱約約接受生存競爭的假設，中國的「和平崛起」「仁義大國」，最多令美國人半信半疑而已。

但是，人類既然已經成了世界村，經濟，核武，生態，交通，資訊，犯罪，難民，健衛，無一不是世界群體生存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這種關係無法以優勝劣敗的競爭處理，道理與處理其他群體關係相同。世界村的成員不是敵人或競爭對手，而是在自我提升之中合作互助，共存共榮，共同創造人類群體的繁榮與和平的伙伴。繁榮發展，和平穩定，不靠壓迫或戰爭，掠奪資源和權力。在這種文明的價值和結構之下，不必以軍備和戰爭作為大國，也不必煩惱如何平衡 「合作」與「競爭」的所謂  「建設性的競爭戰略」。

即使是達爾文吹鼓手的赫胥黎也早已指出：人類存活在伴侶，家庭，社群，社會，國家的關係中，隨着文明的進步，絕大部分是同情，體恤，互助，合作。競爭（尤其是弱肉強食的競爭），不是（也不可能是）群體關係的主導現象。依我看來，群體之內的競爭，大部分是與自己競爭，自我提升。劉明福期待將來的國際關係不再是軍事衝突式的生存競爭，而像是田徑式的比賽。但他沒有完全超越社會達爾文的前提，只是希望競爭不至於導致衝撞，進一步惡化為戰爭。如果像他，一定要用田徑運動想像國家互動的願景，那高爾夫球恐怕比較適合。高段的高爾夫球手不分心顧慮別人的成績，永遠心不旁騖，只與自己競爭，而且也只能與自己競爭。在自我提升的大部分場合，不需 （也不必想像）以損人利己為手段。

正是因為世界還不是有如國家一樣具有中心的權力機關，國際關係的治理，還必須仰賴主要是國家的各種組織團體的合作互動。而就是世界如果要建構一種共存共榮，和平穩定的文明社會制度， 結構，規範，模式，那麽國家 （尤其是中美等大國）必須有一種共識，不再相信或遵循優勝劣敗，生存競爭的錯誤前提行事。中國單方在全球連帶的理解之下從事國際的互動，無法形成新的國際行為模式。新的行為模式必須是兩個以上國家互動的建構，所以才叫做「社會」建構。在這個意義下，中方在阿拉斯加與美國官僚的互嗆及對美國指責的反駁，固然有其必要，卻應該有大國的自信，以超越美國的高度，向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強調中國和平合作戰略及願景的必要和正確。指出美國已經落伍的達爾文世界觀，不僅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全世界的人都無法消受這一套。在柏拉圖的眼中，辯論是企圖說服，對話才是尋求智慧。「戰狼外交」是辯解，把層次做低了。外交對話才是顯示拒絕社會達爾文的睿智。

延申思緒：以梅洛斯陷阱對台灣部份覺青的一個忠告

雖然歷史不會重演，不必將中美角力看 成一定會遵照所謂「修昔底德」或「梅洛斯」「陷阱」。但中美的對抗一定捲入台灣。所以，台灣最理智的戰略是避免中美衝突，不要幻想置身事外。更不要像一些蠢人，恨不得中美開戰，以為可以火中取栗，其實是玩火自焚。其次，如果台灣企圖像梅洛斯一樣，在中美，幾乎是身不由己，盲目踏入戰爭的泥淖的危險中，獨善其身，置身事外，到頭來不過是一場春夢。台灣人民要有智慧及勇氣，積極推動和創造一種中美都不會因台灣問題發生戰爭的環境。積極與大陸共同尋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兩岸關係安排，才是避免（更不會捲入）中美對抗甚至戰爭的正辦。

據說在仇中恐中思維的渲染及宣示的互相強化及惡性循環之下，台灣大部分的覺青對待兩岸關係一般表現在逃避，黯然，憤怒，對抗的「芒果乾」（亡國感）氛圍，不能自拔。而一些政客不僅罔顧台海的現實，如果不是完全為逞私己之利，至少也是基於主觀的希望，多方加以煽動利用，然後回過頭來，堅信是看到鐵板一塊的反中民意，使台灣不斷向「梅洛斯陷阱」邁進。希臘的典故不是歷史的必然，但有一定作為思考的養分價值。

身處廬山，有時難免不識它的真面目。我套用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表達的方式 ，改裝他的一句話相贈：

 有些人對年輕一代的想法有過度的依賴和縱容，認為新環境下必有新思維。他們認為只有覺青才能掌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其他人註定已被新時代所淘汰。我知道什麽是覺青，因為我過去就是覺青。現在的覺青與過去的覺青沒有什麽大不同。只是現在的覺青少了過去覺青的一份人生閱歷和某種累積的智慧。現實的證據不是希望所能改變；愚蠢的幻想只會導致悲慘結局。過去既是這樣，現在不會不同。

只是，傑佛遜批評的是過去，我說的是現在。

＊作者是律師／教授；哈佛大學博士；前陸委會諮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