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為歷史有什麽必然，更沒有什麽規律。沒有任何時候的客觀條件完全相同，自然沒有歷史重複的可能。但是，先例能夠刺激我們的想像，擴大我們的視野。在這個意義下，最近中美外交高層在阿拉斯加會談中的唇槍舌劍，卻不得不使人聯想到希臘這一段歷史典故對中美台關係， 尤其是台海局勢的啟示。
我認為：只要中國還在潛意識中接受社會達爾文的暗示，有意無意的在言行之中仍然顯示社會達爾文的影響；或只要中美的任何一方仍然受生存競爭觀念的左右，中國苦口婆心的「和平崛起」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保證，大概會被當成聽而不聞的耳邊風。一次大戰之前，凱撒德國大力擴張海軍，引發英國極度的不安。盡管德國一再保證不是以英國為競爭的對象，當時出生德國的英國德情專家柯洛（Eyre Crowe），在1907年向英國內閣提出一份著名的報告。他認為：必要之下沒有法律，世界屬於強者。一個新興國家的壯大不能被盲目接受現狀限制。歷史會以一般的結果認可國家的行為，很少在意手段的道德與否。而在這種社會達爾文式的現實主義影像之下，柯洛對凱撒德國的保證和平意圖的判斷是：保證很可能是空話；即使真誠，到時也可能力不從心；也可能只是放煙幕；沒有理由期待德國將來的做法會與過去（「鐵與血」）的做法不同。因此英國及其他國家對德國的無害崛起沒有一定的保證。（8 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6,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408 （G. P. Gooch & Harold Temperley eds., 1928）七年之後，大戰爆發。英國事實上從未相信德國的保證。即使德國是真意，單方的保證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只要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仍然隱隱約約接受生存競爭的假設，中國的「和平崛起」「仁義大國」，最多令美國人半信半疑而已。
但是，人類既然已經成了世界村，經濟，核武，生態，交通，資訊，犯罪，難民，健衛，無一不是世界群體生存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這種關係無法以優勝劣敗的競爭處理，道理與處理其他群體關係相同。世界村的成員不是敵人或競爭對手，而是在自我提升之中合作互助，共存共榮，共同創造人類群體的繁榮與和平的伙伴。繁榮發展，和平穩定，不靠壓迫或戰爭，掠奪資源和權力。在這種文明的價值和結構之下，不必以軍備和戰爭作為大國，也不必煩惱如何平衡 「合作」與「競爭」的所謂 「建設性的競爭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