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政權並沒有垮台，而且還在鄧小平發表《南巡演說》以後逐漸走向穩定，靠著改革開放政策13年以來累積的能量，慢慢成為亞太地區不可忽視的經濟大國。接替蔣經國上任的李登輝，不只與中共沒有仇恨，早年還曾經是台灣籍的中共黨員。所以他力排眾議，沒有在天安門事件爆發後對遭到西方孤立的中共落井下石，反而為台商打開了投資中國大陸的大門。
也是在李登輝這位前中共黨員的允許下，兩岸於1992年的香港會台上取得「雙方都同意一個中國，但是對一個中國的內涵，雙方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的原則，並以此為基礎促成了1993年在新加坡舉辦的辜汪會談。這些參與兩岸事務協商的國民黨精英們，發現兩岸的憲法雖然排斥彼此之間相互承認的可能性，但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實質意義上卻是可以共存的。
如前所述，蔣經國的國族教育本身就是建立在中華民族的基礎上。台灣人本身與中共沒有仇恨，外省二代也從老一輩口中得知內戰的殘酷，並逐漸認知到國共兩黨在這段殘酷的鬥爭中沒有一方是真正的贏家。過往「漢賊不兩立」的信仰逐漸瓦解，泛藍支持者們逐漸相信兩岸的「兩個中國政權」可經由舉辦更多的辜汪會談，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統一方案。
維護中華民族主義的盟友
當然在進入90年代以後，台灣的藍營支持者對中共敵意已經大幅降低，但採取的態度依舊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他們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反對分裂中國的固有疆域，但是對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仍有高度信心，不認為台灣需要為了統一去接受中共的一黨專制。就連明確表態以統一為終極目標的新黨，亦以「捍衛中華民國」為口號，明確拒絕了中共「一國兩制」的倡議。
草創時的新黨不只要「捍衛中華民國」，而且還一度在黨綱內把「衝垮赤色政權」列為首要目標，是一個標準的反共右翼政黨。然而中華民國在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的事實，不只讓台灣失去了在國際社會上繼續代表中國的正當性，讓部份海外留學的外省二代轉而認可中共，同時還促使許多本土精英轉而認為法理台獨是確保台灣不被中共統治的不二法門。
而隨著國民黨內「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鬥爭日益激烈，身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台灣人總統與國民黨第一任台灣人主席的李登輝，決定以操弄省籍情節的方式來對抗黨內輩份比他高的外省大老。伴隨著海外歸來的台獨勢力大量滲透原本沒有特定統獨主張的民進黨，統獨對抗逐漸取代過往的左右對抗成為台灣藍綠鬥爭的本質。
李登輝推動「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政策，暗中扶持民進黨為其對抗「非主流派」之側翼等做法，令自幼接受蔣經國「中華民國認同」教育長大的藍營支持者越來越不能接受。更重要的是，李登輝為了以中華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傳統國民黨史觀，轉而美化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歷史，這對支持中華民國史觀的藍營群眾而言尤其無法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