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接受了蔣經國的「愛國教育」，對蔣家父子有高度認同，或者曾經有過高度認同的戰後世代，便是當今台灣政壇上支持泛藍陣營的中堅力量。在2018年縣市長選舉及2020年總統大選中，媒體則更常用「韓粉」來稱呼他們。只是與40年前相比，他們不再排斥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甚至對中華民國的旗幟圖騰也沒有過去堅持了，這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那麼「中華民國認同」又有哪些內容？
20世紀對全世界，尤其是飽受殖民主義侵蝕的東亞國家而言，是所謂民族主義的時代。所以蔣經國對台灣戰後世代的教育，與中國共產黨一樣是從1842年甲午戰爭失敗，清朝簽署割讓香港給英國的《南京條約》開始講起。從鴉片戰爭衍生出來的「百年國恥」，不只觸發了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意志，還讓不同派系的中國人產生了難得的共鳴。
以顧維鈞為代表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在巴黎和會上為了維護中國對山東的主權大聲疾呼，汪精衛則在1942年紀念《南京條約》簽署100周年的大典上呼籲中日兩大民族共同奮鬥，將西方殖民主義從亞洲驅逐出去，毛澤東以來的歷屆中共領導人同樣以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志業。所以蔣經國在台灣的國家認同建構工程，當然不可能排除「百年國恥」的主旋律。
不過國民黨的法統，終究還是傳承自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與同盟會，這意味著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前代表中華民國法統的北洋政府，必須要在蔣經國建構的國族認同中被視之為「革命對象」。所以北洋政府必須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歷史課本上被全面否定，否則就無法彰顯蔣中正揮師北伐的正當性。由於孫中山晚年主張聯俄容共的關係，兩岸對中國近代史的詮釋直到國父去時前都大同小異。
1927年的清黨，應該才是兩岸對中國近代史論述分歧點的真正開端。在台灣的歷史課本中，洞悉蘇聯赤化中國陰謀的蔣中正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並成為唯一能帶領中國國民黨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意志的領袖。為孫中山先生撰寫《總理遺囑》的汪精衛，則因為抗戰時決定與日本聯手對抗英美的原因，被蔣中正父子貼上「漢奸」的標籤。
儘管蔣中正、毛澤東、汪精衛甚至於袁世凱的國族論述，都是建立在殖民列強自清末以來對中國的侵略瓜分之上，然而各個派系也必須美化各個在背後支持自己的外國勢力，以合理化自己接受外國勢力援助的歷史。於是在蔣經國打造的「中華民國認同」中，美國理所當然被描繪成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與普世價值的捍衛者，呈現的是絕對的正義形象。
保釣運動對「中華民國認同」的衝擊
美國在歷史上沒有占領中國領土的前科，讓台灣戰後世代普遍接受了蔣家父子對美國形象的正面塑造。歷史課本裡的侵略者，完全由侵略中國並且導致中共壯大的日本、暗中指揮中共赤化中國大陸的蘇聯擔當。偶爾台灣也會譴責一下同屬自由陣營的英國，不過大多數時候不是譴責鴉片戰爭，而是譴責英國不顧國際道義，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