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有些「上層階級」自欺欺人，認為自己高高在上是理所當然，他們的屬下也不會跟著相信。他們知道「許多上司穩坐高位靠的與其說是學識，不如說他們跟誰認識，父母是誰」。明白制度有缺陷讓勞動階級有資格在政治上挑戰世襲階級制，而這正是成立工黨的目的。此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階級制的任意性讓勞動階級不會因為這個社會讓他們低人一等而看輕自己。
工人會對自己說：「我是工人。為什麼是工人？難道我只適合做工？當然不是。要是有好機會，我就會讓全世界看見。我可以是醫師、釀酒師和大臣。我什麼事都能做。我只是沒有機會，所以才身為工人。但別因為我在底層，就認為我比其他人差。」
楊恩指出，看清楚自己階級地位的道德任意性有其好處：贏家和輸家都不會認為自己的處境是應得的。這不代表階級制是對的，但這點卻能讓我們察覺才德至上制的弔詭之處。依據才德給予工作與機會不會減少不平等，只是讓不平等改以能力為標準重新洗牌，而且這樣的重新洗牌會讓人認定自身處境是自己應得的，進而拉大富者與窮人的差距。
如今人們依據能力劃分階級，階級差距無可避免地加大了。上層階級……不再受自我懷疑與自我批評折磨。出人頭地者知道成功是他們自身才能、努力與無可否認的成就帶來的報償，他們理當躋身上等階級。他們還知道自己不僅生來就擁有較高的才能，而且這些天賦還會讓他們得到一流的教育。
楊恩非但預見了才德制菁英的傲慢，還瞥見了這些人對技術官僚治理的偏愛，對缺乏顯赫學歷者的鄙視，以及這種心態對公共論述的戕害。這群拔尖的菁英「比誰都了解當代科技化文明愈來愈複雜的結構與運作。他們受過科學訓練，而地球已經由科學家接管。」這些人的才智與教育程度出類拔萃，以致幾乎沒有理由與機會和不具大專學歷者進行嚴肅的討論。
當菁英談論事物的語言更精準豐富，他們怎麼還有辦法和較低階級進行對話呢？ 他們明白……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在其他方面（亦即才智和教育程度）也不及他們，而才智和教育程度這兩大特質在廿一世紀更趨一致的價值觀裡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
「現代最特出的問題之一，」楊恩觀察到（別忘了，他彷彿是從二○三三年「觀察」我們現在），就是「菁英社會裡有些人……變得太過自以為是，對於他們所統治的人失去了同情。」他語帶嘲諷補充道，有些菁英「完全不知收斂，連水準不高的人都常被不必要地冒犯」—這讓人很難不聯想到二○一六年美國大選期間，希拉蕊抨擊川普支持者是「一群可悲的傢伙」。
才德至上制除了讓未能向上流動者對菁英不滿，還會讓他們自我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