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人不分貴賤，都明白自己絕不缺機會……如此一來，地位低下者豈不覺得自己必是才不如人，而不像過去一樣，覺得自己只是欠缺機會？ 這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地位低下者頭一回沒有現成的擋箭牌來保住自尊。
楊恩預見這份因才德而起的傲慢與不滿終將化成毒素，引燃政治反撲。他用一個預言為這個反烏托邦故事結尾：二○三四年，低學歷人民發起民粹動亂，反對才德菁英。二○一六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選出川普，比楊恩預言的動亂早了十八年。
重新思考菁英社會
前面描述的兩個社會並非全然虛構，今日美國的所得不均就和那兩個社會的情形一樣嚴重。如果有人想替這樣的不平等辯護，往往都是從才德至上的角度出發，沒有人會說某人因為父母有錢，所以他有錢是應得的。有些人或許會批評提倡廢除遺產稅的民眾是暗地支持特權世襲，但沒有人會公開支持特權世襲，也沒有人敢反對依據才能雇人的原則。
目前有關求職、受教及競選公職的辯論，幾乎都以機會平等為準繩。各方爭執的焦點往往不在準繩本身，而在如何實現。例如，批評僱傭和招生平權措施的人會說，這類政策根據才能之外的因素審核申請者，有違機會平等；支持平權措施的人則說，唯有採行這類政策，過去受到歧視或條件不利的族群才能真正享受到機會平等。
才德思想至少在原則和政治口號層面贏過了對手。放眼全球民主國家，政治人物不分左右，全都宣稱我方的政策才能真正讓所有公民公平競爭，不論種族、族裔、性別與階級，能爬多高完全由努力與才能決定。就算有人埋怨才德至上制，通常也不是批評這個理想，而是批評我們未能實現：有錢有勢者操弄制度以鞏固自身特權；專業階級將才德制變成世襲制，好讓優勢傳給子女；聲稱才德至上的大學替有錢有關係的小孩開後門。在這些批評者眼中，才德至上只是神話，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份批評顯然有理。但要是問題比這個還深呢？要是才德至上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我們未能實現這個理想，而是它本身有缺陷呢？要是向上流動說不再能打動人心，不只是因為社會流動停滯，而是有更根本的理由，因為在競爭的才德至上社會裡幫助人爬上成功階梯是空洞的政治構想，只反映出我們對公民與自由的理解貧乏呢？
為了思考這個更全面的問題，我們必須檢視兩個反對才德至上制是道德與政治理想的理由。一個理由和正義有關，另一個和看待成功與失敗的心態有關。第一個反對理由認為，就算才德至上真的實現，職位與薪資完全反映個人的努力與才能，這樣的社會也不一定公正。第二個反對理由則指出，就算才德至上社會完全公平，也不是良善的社會，而是會讓贏家傲慢焦慮，輸家屈辱不滿。這些心態無益於人的自我滿全，也會妨害共善。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委員。以《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並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先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