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如果以Trump接任第45屆美國總統作為一個觀察參照點，民粹主義的浮現及其對國內政治或國際關係的影響早於COVID-19。因此，民粹主義的發軔本不必與重大跨國公衛危機置於一塊討論；然而，民粹主義本身不是一種無的放矢之現象，從既有文獻中的研究成果來看，此種現象的興起或勃興顯然與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密切相關。
在2016年Trump與Clinton競選的過程中，吾人可以證實此種關聯性的存在，因為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都十分強調美國所面臨的貿易和經濟問題，並在自己的政見中提出改善之道。
不過，Trump當時可以說是技高一籌，透過點燃美國境內的民粹之火，將國家整體的貿易赤字和勞工個人失業率攀升的問題一併歸究給外國政府，並高舉重啟貿易談判或退出多邊貿易合作的戰旗，俘獲大量選民的芳心。
由此可知，民粹主義的出現雖然是特定政客的炒作與操弄，但不可少的關鍵前提是一項「危機」的存在；2008年前後的經濟危機先後引燃歐洲和美國的民粹主義，2020年的COVID-19疫情便有可能成為這把民粹之火的助燃劑。然而，若疫情隨著疫苗的問世與施打後漸漸得到控制，甚至各國經濟逐漸復甦，民粹主義將慢慢失去國內政治的舞台，而各國為了盡快拉抬自己的經濟表現，也應該是趕緊回復被疫情中斷之合作，或是建立起新的合作。
無論如何，疫情之後若無其他危機浮現，民粹主義應歸於沉寂。
本文針對上述疫情前中後三個不同時期的民粹主義提供一些粗淺觀察，然後透過比較來驗證民粹主義與危機事件的關聯性，以及試著思考疫情之後的民粹主義是否會消退。
貳、疫情前的民粹主義
雖然Trump已是國際間探討民粹主義的指標性人物，但民粹主義在歐債危機發生之際便已對歐洲許多國家的傳統政黨政治造成衝擊。根據文獻記載，一些新的政治組織援引特定之意識型態，強調自己與普羅眾民站在同一陣線，反對貪腐無能的決策菁英，並積極為百姓的切身福祉發聲。
這樣的民粹主義勢力在歐洲崛起地頗快，可謂是一種民主病變（democratic pathology），從法國極右派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德國的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義大利的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到芬蘭的芬蘭人黨（Finns Party）等等，就像傳染病一樣在歐洲大陸、伊比利半島，甚至是英倫三島上蔓延。
文獻上已不乏論者認為歐洲此次民粹勢力的興起和2008、2009年的經濟危機有關；事實上，Trump能成功在美國燃起民粹主義也同樣是拜經濟不景氣之賜。學者Rodrik的研究指出，全球化若持續深化將很難不面臨民粹主義的逆襲；而民粹主義在不同國家呈現的形式與強度和全球化對於不同國家所造成的衝擊嚴重程度有關。毋寧，Rodrik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害越多的國家，境內的民粹主義勢力多半也越強或越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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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疫情中的民粹主義
自COVID-19被WHO判定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後，一個最耐人尋味的謎題（puzzle）是，究竟什麼樣（具備哪些條件）的國家在因應疫情時顯得能力不足？觀之美國(Trump)、俄羅斯(Putin)、英國(Johnson)、波蘭(Kaczyński)、義大利(Salvini)、巴西(Bolsonaro)等境內疫情擴散較為嚴重或是政府防疫表現較差的國家，顯然有一個共同點值得吾人注意，即領導人具有民粹主義色彩。
然而，民粹主義者並非全然都是反科學、反專業，或輕忽疫情的政客；相反地，有不少民粹主義的國家領導人是很認真在防疫和治理疫情的。舉例來說，匈牙利的總理Orban、捷克的總理Babis、菲律賓的總統Duterte都非常認真在抗疫，且對自己國家境內施行過封城措施。
鑑此，在那些可以被歸類為境內有民粹主義現象的國家中可再進一步細緻化去分類，例如有些民粹式領導人具有威權傾向、有些則透過民粹主義來鞏固自身政權、有些因COVID-19治理無方而必須下台、有些則是抗疫有功而聲勢大漲。
統整性地來看，2020年疫情爆發後的確證明了一些民粹主義式的領導者欠缺治國能力，但這並不足以讓民粹主義就此退散。事實上，有一些民粹主義領導者反而藉由成功抗疫將COVID-19這項公衛危機轉變成自己長期執政或權力鞏固之契機。另一方面，對於無力有效防範疫情擴散的「非民粹主義」領袖來說，只要疫情危機尚未解除，她/他們就必須不斷面臨本國在野的民粹勢力質疑和挑戰。
一言以蔽之，民粹主義者如果上台執政，並不一定都是草率治國，藐視專業；相反地，積極努力做好防疫工作者其實不在少數。至於如果在野黨是屬於民粹主義者時，通常會尋找時機大肆批評其本國的現任政府，藉由削弱現行執政者的正當性來為自己創造政治利益（民意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假訊息也就是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特別容易被製造與使用。
肆、疫情後的民粹主義
倘若疫情能在明年獲得控制，重新回歸正常政經秩序的各國與國際關係是否還會受到民粹主義的牽絆呢？
基於民粹主義乃是危機之下的產物，只要疫情能夠結束，同時又不再有新的區域性或跨國性危機發生，理論上民粹主義將失其附麗而漸趨勢微。本文不傾向支持此一樂觀的見解，而是相信民粹主義在可預見的未來並不會消失。
原因並非是悲觀地預測疫情之外仍有許多其它危機隨時可能會爆發，而是從疫情後的經濟復甦狀況來看，實不易得出樂觀的評估。
首先，因疫情而失業的勞動階級在疫後經濟複甦的前期得先將所得用以償還疫情期間的債務，這會導致他／她們疫後消費能力與欲望的縮減。其次，疫情嚴重的國家是生產力大幅下降的，但國內許多地方的醫療支出卻是增加的，疫後無法立即開源卻又難以節流的情況下，地區政府向中央競食預算分配的劇碼一定會上演。第三，疫情期間宣告破產的企業難以在疫後立刻重新恢復營運，就算有政府的補足，從融資、設廠、聘用到供銷鏈建立，都需要至少以「年」為單位的時間。最後，勞動市場上人力資本的流失，無論是不幸病逝的或是被解僱的，都很難在短期填補回來。
上述這些情況容易讓在野的民粹主義勢力，用來挑戰疫情後政府的能力與正當性；毋寧，疫情過了之後就算沒有新的危機發生，單單能否重新回到疫情前的常態生活和需要多久才能回到常態，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而民粹主義者可以就此大作文章。
伍、結語
民粹主義不需要疫情就可以存在，但如果有疫情發生的話是否會加劇已經存在的民粹主義呢？
從本文粗淺的分析來看，答案是不一定的，端賴疫情爆發時一國的政府是否屬於民粹主義式的領導人或決策團隊，以及這些領袖有沒有認真看待疫情並對之進行有效處理。那些像Trump一樣輕忽危機而未能善加對其治理的民粹主義者會逐漸被政治市場淘汰，而那些嚴陣以待且能展現大政府風範的民粹領袖將會獲得人民青睞。在這種情況下，認真執政的民粹主義會勝出，其結果是國家能夠安然渡過許多危機，但過程中與民主漸行漸遠。
相反地，如果執政者（無論民粹與否）被在野的民粹主義批判，就算不一定會下台，也必然會面對人民的質疑與不信任，其結果是國家行政難以推動，國內政治出現裂化或極化。一旦如此，即便國家體制上(de jure)還是民主，內涵已然逐漸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