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有兩個不平等程度相同的社會，每一百美元的國民收入中，最有錢的百分之二十人口拿到六十二美元，最貧窮的百分之二十只拿到一點七美元。就算底層一半人口的總所得也只有十二點五美元，遠低於最有錢百分之一人口拿到的二十點二美元，而且財富不均比所得不平等更嚴重。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所得與財富不均很離譜，那你可能認為這兩個社會很不公正。但在下定論之前，你可能需要更多資訊，例如這樣的分配不均是如何產生的。
菁英制與貴族制
假設第一個社會是世襲貴族社會，所得與財富由出身決定，代代相傳。出身貴族的人家財萬貫，出身農戶的人家徒四壁，而且子孫也將如此。假設第二個社會是才德菁英社會，所得與財富不均不是出於世代沿襲的特權，而是努力與才能造成的差距。
知道這些訊息之後，你可能會選擇第二個社會。貴族社會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按人的出身劃分階級，不允許人向上流動。菁英社會則不然，它允許人發揮才能與創意改善境遇。這是支持菁英社會的一大理由。的確，才德至上的菁英社會並未消除不平等，因為每個人的才能與抱負不同，使得有些人爬得比別人高。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些不平等反映的是個人才能的差異，而非出身條件。
在意不平等的人可能還會繼續追問。他們可能會想，就算在菁英社會，至少也有些人位於上層，起跑點比別人前面，例如父母親非常關愛、支持子女，甚至很有錢，或學校裡老師認真盡職等等。這些仍然心存疑慮的人可能還想知道，菁英社會是否採行相關政策，確保所有孩子不論出身，在教育和文化上都能擁有機會充分實現潛能。唯有如此，他們才會認為菁英社會是公正的。
要思考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你不曉得自己會生在有錢或貧窮的家庭，你會選擇哪個社會？依據這個標準，絕大部分的人都會贊同真正機會平等的菁英社會比貴族社會公正。不過，讓我們暫且放下公正的問題，想一想這兩個不平等社會的另一個特質。假設你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上層或底層家庭，要是你生而有錢，你會希望自己活在哪個社會？要是生而貧窮，你又會選擇哪個社會？
別忘了，這兩個社會都極不平等。假設你生在頂層百分之一的家庭，年平均所得會是一百三十萬美元好了，但若生在底層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年平均所得就只有五千四百美元，兩者差距相當大。如此一來，你可能會說，由於兩個社會都非常貧富不均，因此就算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何種家庭，也無法判斷該選擇哪個社會。
不過，所得與財富不會是你唯一在意的事。你如果很有錢，可能會希望這個社會能讓你將財富與特權傳給子女。這是世襲貴族社會的好處。你如果很窮，可能會希望這個社會允許你或你的子女往上流動。此為才德菁英社會的優點。
然而，只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兩個社會的優點其實也是缺點。人不僅在乎自己有多少錢，還在乎自己的財富或貧困反映出何種社會地位與尊嚴。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上層家庭，就會明白自己擁有特權只是碰巧，而非自己的成就。但你如果生在菁英社會，靠著努力與才能爬到頂層，你就能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因為成功並非仰賴世襲，而是你自己掙來的。菁英社會裡的成功和貴族社會裡的特權不同。菁英社會裡的成功會給人成就感，覺得地位是自己贏來的。由此觀之，在菁英社會有錢比在貴族社會有錢好。
不過，出於同樣的道理，在菁英社會沒錢就令人抬不起頭了。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農奴家庭，日子會很辛苦，但不會被這樣一個想法折磨，覺得低人一等是自己的錯。揮汗工作時也不會覺得地主是因為比你有本事，比你聰明，所以才能當上地主。你會知道對方不比你更配當地主，他只是比你好運。
然而，你要是處在菁英社會的底層，就很難擺脫一個想法：你現在的處境至少有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反映出你未能展現足夠的天分與抱負，所以才沒有出人頭地。一個能讓人往上爬，也讚揚人這麼做的社會，對未能往上爬的人是沒有好臉色的。
才德至上的黑暗面
才德菁英社會（meritocracy）一詞便是出於這份擔憂而發明的。麥可．楊恩是親工黨的英國社會學家。一九五八年，他寫了一本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的書。對楊恩而言，才德菁英社會不是理想，而是反烏托邦。他寫書當時，英國的世襲階級制正在瓦解，被才德至上的教育和專業體制所取代。這是好事，因為新制度讓有天賦的藍領階級子女得以發揮才能，跳脫勞動的人生。
然而，楊恩也瞥見了才德菁英社會的黑暗面。他彷彿不是活在六十年前，而是從二○三三年回顧現在的歷史學家。面對二戰後開始在英國扎根的才德菁英社會，他以無比清晰的語言道出其背後的道德思維。楊恩並未捍衛正在消逝的世襲階級制，而是指出階級制的道德任意性與明顯不公至少有一個好處：壓抑了上層階級的自以為是，同時不讓勞動階級將自己低人一等視為個人失敗。
靠父母有錢有勢而「空降」頂層的人「無法自信滿滿地說，這份工作非我莫屬。因為他們心裡明白，自己不是公開競爭贏得那個位置的。只要他們夠誠實，就會明白自己有十幾個屬下和他們一樣好，甚至比他們更有本事」。
上層階級的人必須遲鈍到極點，才不會在有生之年的某個片刻恍然察覺，他部隊裡的士兵，家裡的管家或「打雜的」，火車上或鄉村俱樂部裡滿臉皺紋、目光銳利的謙恭服務生，這些人的頭腦、精明與智慧至少和他平分秋色。
就算有些「上層階級」自欺欺人，認為自己高高在上是理所當然，他們的屬下也不會跟著相信。他們知道「許多上司穩坐高位靠的與其說是學識，不如說他們跟誰認識，父母是誰」。明白制度有缺陷讓勞動階級有資格在政治上挑戰世襲階級制，而這正是成立工黨的目的。此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階級制的任意性讓勞動階級不會因為這個社會讓他們低人一等而看輕自己。
工人會對自己說：「我是工人。為什麼是工人？難道我只適合做工？當然不是。要是有好機會，我就會讓全世界看見。我可以是醫師、釀酒師和大臣。我什麼事都能做。我只是沒有機會，所以才身為工人。但別因為我在底層，就認為我比其他人差。」
楊恩指出，看清楚自己階級地位的道德任意性有其好處：贏家和輸家都不會認為自己的處境是應得的。這不代表階級制是對的，但這點卻能讓我們察覺才德至上制的弔詭之處。依據才德給予工作與機會不會減少不平等，只是讓不平等改以能力為標準重新洗牌，而且這樣的重新洗牌會讓人認定自身處境是自己應得的，進而拉大富者與窮人的差距。
如今人們依據能力劃分階級，階級差距無可避免地加大了。上層階級……不再受自我懷疑與自我批評折磨。出人頭地者知道成功是他們自身才能、努力與無可否認的成就帶來的報償，他們理當躋身上等階級。他們還知道自己不僅生來就擁有較高的才能，而且這些天賦還會讓他們得到一流的教育。
楊恩非但預見了才德制菁英的傲慢，還瞥見了這些人對技術官僚治理的偏愛，對缺乏顯赫學歷者的鄙視，以及這種心態對公共論述的戕害。這群拔尖的菁英「比誰都了解當代科技化文明愈來愈複雜的結構與運作。他們受過科學訓練，而地球已經由科學家接管。」這些人的才智與教育程度出類拔萃，以致幾乎沒有理由與機會和不具大專學歷者進行嚴肅的討論。
當菁英談論事物的語言更精準豐富，他們怎麼還有辦法和較低階級進行對話呢？ 他們明白……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在其他方面（亦即才智和教育程度）也不及他們，而才智和教育程度這兩大特質在廿一世紀更趨一致的價值觀裡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
「現代最特出的問題之一，」楊恩觀察到（別忘了，他彷彿是從二○三三年「觀察」我們現在），就是「菁英社會裡有些人……變得太過自以為是，對於他們所統治的人失去了同情。」他語帶嘲諷補充道，有些菁英「完全不知收斂，連水準不高的人都常被不必要地冒犯」—這讓人很難不聯想到二○一六年美國大選期間，希拉蕊抨擊川普支持者是「一群可悲的傢伙」。
才德至上制除了讓未能向上流動者對菁英不滿，還會讓他們自我懷疑。
如今人人不分貴賤，都明白自己絕不缺機會……如此一來，地位低下者豈不覺得自己必是才不如人，而不像過去一樣，覺得自己只是欠缺機會？ 這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地位低下者頭一回沒有現成的擋箭牌來保住自尊。
楊恩預見這份因才德而起的傲慢與不滿終將化成毒素，引燃政治反撲。他用一個預言為這個反烏托邦故事結尾：二○三四年，低學歷人民發起民粹動亂，反對才德菁英。二○一六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選出川普，比楊恩預言的動亂早了十八年。
重新思考菁英社會
前面描述的兩個社會並非全然虛構，今日美國的所得不均就和那兩個社會的情形一樣嚴重。如果有人想替這樣的不平等辯護，往往都是從才德至上的角度出發，沒有人會說某人因為父母有錢，所以他有錢是應得的。有些人或許會批評提倡廢除遺產稅的民眾是暗地支持特權世襲，但沒有人會公開支持特權世襲，也沒有人敢反對依據才能雇人的原則。
目前有關求職、受教及競選公職的辯論，幾乎都以機會平等為準繩。各方爭執的焦點往往不在準繩本身，而在如何實現。例如，批評僱傭和招生平權措施的人會說，這類政策根據才能之外的因素審核申請者，有違機會平等；支持平權措施的人則說，唯有採行這類政策，過去受到歧視或條件不利的族群才能真正享受到機會平等。
才德思想至少在原則和政治口號層面贏過了對手。放眼全球民主國家，政治人物不分左右，全都宣稱我方的政策才能真正讓所有公民公平競爭，不論種族、族裔、性別與階級，能爬多高完全由努力與才能決定。就算有人埋怨才德至上制，通常也不是批評這個理想，而是批評我們未能實現：有錢有勢者操弄制度以鞏固自身特權；專業階級將才德制變成世襲制，好讓優勢傳給子女；聲稱才德至上的大學替有錢有關係的小孩開後門。在這些批評者眼中，才德至上只是神話，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份批評顯然有理。但要是問題比這個還深呢？要是才德至上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我們未能實現這個理想，而是它本身有缺陷呢？要是向上流動說不再能打動人心，不只是因為社會流動停滯，而是有更根本的理由，因為在競爭的才德至上社會裡幫助人爬上成功階梯是空洞的政治構想，只反映出我們對公民與自由的理解貧乏呢？
為了思考這個更全面的問題，我們必須檢視兩個反對才德至上制是道德與政治理想的理由。一個理由和正義有關，另一個和看待成功與失敗的心態有關。第一個反對理由認為，就算才德至上真的實現，職位與薪資完全反映個人的努力與才能，這樣的社會也不一定公正。第二個反對理由則指出，就算才德至上社會完全公平，也不是良善的社會，而是會讓贏家傲慢焦慮，輸家屈辱不滿。這些心態無益於人的自我滿全，也會妨害共善。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委員。以《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並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先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