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蔣經國的爭議總是不斷地發生，他可以同時被視為1名「共產黨員」（communist）、「親共人物」（pro-communist）或者「狂熱反共者」（fanatically anti-communist）；他在組織策略上可以採納蘇聯共產黨極具效率的手腕，而不必然被劃歸為「親蘇份子」；他可以利用完全不符合「民主」概念的手段來處理內政事務，而不必然被貼上「反民主」標籤。他可能而且可以同時展現「親蘇」與「反蘇」，或者「親美」與「反美」。他深知中華民國在軍事、經濟與外交上倚賴美國援助甚深，然而他又和父親蔣介石一樣，對於美國不願真心支持反攻大陸而感到不快。他內心深處對美國有諸多怨言，但同時卻能夠和許多美政府要員，維持真誠友誼。
因為務實，所以往往呈現出多重樣貌；因為走實用主義，所以可以暫時擱置意識型態的堅持，調整內外政策與步伐。這讓台灣時期的蔣經國同時經歷著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不同業務；他可以同時處理台灣與美國、亞洲各鄰邦乃至敵對陣營蘇聯之間相關事務，在主導對抗中共的敵後工作之餘，也可以涉及兩岸之間似有若無的秘密接觸。依照此種邏輯，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治理格局，到了蔣經國當家、風起雲湧的70年代，本土化政治工程、民主化運動、各項重大經濟建設，乃至80年代兩岸關係的融冰，皆成為他口袋裡的可能選項。
吾人必須理解，遷台初期蔣經國所處的時代背景，和今日實大不相同；直到90年代全球冷戰結束之前，民主、自由與人權等觀念在這個地球上絕大多數角落，仍未形成普世價值。當美、蘇兩大超級強權相互對峙之時，雙方各自陣營裡在意識型態與外交路線上所反映出來的「政治正確」，往往更勝於盟邦內部究竟是否推行民主或者在乎人權；1957年初，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掌握1份情報，顯示過去1年來約有130名政治犯遭國府當局處決，另有795名遭監禁，美方內部評估後竟認為「在當時情況下，此一數字屬於正常」（the figures are “normal” for the situation）。 這或許可以解釋，當蔣經國以台灣安全為最優先考量來處理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時，同時又無從參照今日普世價值的條件情況下，他發自內心真正認為自己是在做1件正確的事。當吾人回顧與評價過往歷史時，如何避免以今日之價值觀，想當然耳般地投射到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時空情境，確實值得進一步深思。
1949年後台灣在美國協防的保護傘下，成為亞太地區對抗共產黨的前哨站，這使得蔣介石得以利用威權手段穩定對台治理，執政地位鮮少因內外挑戰而被撼動，也讓日後接班的蔣經國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環境。儘管如此，當冷戰走向盡頭，而民主與法治逐漸成為核心價值時，已步入晚年的蔣經國能夠認清大勢，明知國民黨可能丟失執政權的情況下，依然決定開放黨禁，著手終結威權統治與強人政治，並開啟民主化進程，著實需要一番智慧與勇氣。國府失去美國外交與軍事協防承諾之後，雖然在《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繼續得到來自華府有限度支持，但若無台灣自身經濟的耀眼發展與啟動政治革新，讓這塊土地的存在、成長與茁壯，在地球公民村的發展脈絡下依然有其價值，或許台灣早已被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那股懷有高度期待憧憬的巨大洪流所淹沒。直至今日，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得以屹立不搖，蔣經國的功勞無可抹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