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以10個章節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本書同時也揭示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本書結語部分，筆者利用一些篇幅來探究蔣經國是一個怎樣的領導人物，其政治性格如何被型塑，接班人選議題，以及吾人應當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
權力路上的政治特質
蔣經國在台灣的權力之途，時間上可約略以1970年前後、亞太地區國際政治格局出現劇烈變化之際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全球冷戰的邊界穿越了台灣海峽，把台灣劃入「自由世界」陣營裡；拜東、西方冷戰對抗之賜，台北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基本上獲得以美國為首全球反共陣營的支持與認可。外交上，國府退守海島一隅，卻得以維持著「聯合國5強」的虛幻表象；內政上，在強人體制運作下，蔣介石把中國傳統「皇朝經驗」與「家天下」概念，由大陸帶到海島來，有限度的民主機制運作，僅是維持「自由中國」所需的點綴品。這段時期蔣經國在父親的庇蔭與栽培下，得以在國安情報、大陸工作、退除役官兵輔導、外交與國防等各領域獲得歷練，甚至被允許有出差錯的空間，1957年「劉自然事件」與60年代初期屢試屢敗的敵後工作，即是鮮明的例子。
到了70年代之後，情況出現了大逆轉。華府與北京所發表的《上海公報》，把台灣視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而在本質上卻已隱然否定「台北代表全中國」此一命題，美政府逐步放棄國府並改承認北京，成為既定目標。就在此時，蔣經國取代老邁的父親開始主導國政，不論內政或外交，他主政後所面對的是一個與過去20年截然不同的景象，面對內外艱困挑戰，不論蔣經國本人喜歡與否，他在心態上與實際作為進行大幅度調整，不但迫切而且必要。
對於一位成長且受惠於黨國威權體制的政治人物而言，蔣經國主政後在心理與決策上的轉折，注定是一段苦澀的經歷。吾人無法全然視之為理所當然，君不見古今中外多少獨裁或者威權統治者，因無法適應內外局勢轉變，而進行必要之轉型，最終走向被推翻或者自我毀滅之路。那麼蔣經國的政治性格從何而來，又如何轉變？耶魯大學冷戰史專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曾評論，蔣介石領導北伐完成國家初步統一，率領軍民進行8年對日艱苦抗戰，獲得最終勝利；在他一生中各個時期，他總是必須不斷說服自己「我本人就是中國」（Chiang had come to believe that he was China），若非如此，在國家遭逢內憂外患、主客觀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他恐怕難以撐到最後一刻。文安立認為老蔣在這方面政治性格的展現，與二次大戰領導「自由法國運動」對抗納粹德軍的戴高樂，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或可解釋，蔣介石縱橫馳騁於中國政壇沙場數十載，在黯然敗退來到台灣彈丸之地後，心態上仍將自己視為至高無上領袖，擁有最尊貴的威望與最絕對的權力，無法容忍任何人挑戰其地位，遑論實踐民主化。
然而，蔣經國雖貴為「太子」，卻毫無父親在大陸時期各種顯赫的黨政軍經歷，來台之後甚至無法與推行土地改革有功、深受台灣本省人愛戴的陳誠相比。儘管權力之路上有蔣介石庇蔭，然他不但無法將父親身上的威望全盤吸收，直接轉化為個人的政治養分，其特殊身分反倒是一種累贅，讓他不時成為海內外政敵與外國政府攻擊的人形箭靶，動輒得咎，加諸於其身上的名號，從「潛在的獨裁者」、「台灣人的劊子手」到「阿里山之虎」，無奇不有。小蔣自己也很清楚他所面臨的難題，1958年農曆過年前在一封給父親的家書裡，他寫道：「今日所處環境為大人所深知，恐難分大人之憂勞，而適成大人之累贅，且彼輩以『家天下』一詞眩惑視聽、鼓動暗潮者，已有相當影響，更恐以兒而累及大人之盛望。」他稟告父親，此時如退避政治上應負的責任，良心將感到不安，然如參與其中，則心中苦痛，「反覆思維，真不知如何自處？」 小蔣的日記內容也顯示，70年代接任閣揆之前，在國民黨內講究排序論輩的官僚體制下，他不但在各項重要議題上須聽命於蔣介石最終的裁決，還不時受制於父執輩黨國大老們的意見，遑論隨時要面對黨、政、軍不同派系人馬、「黨外」人士、以及包括美國與對岸中共等境外勢力對他明批暗鬥，令他內心痛苦萬分。
台灣時期陳誠與蔣經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未曾歇止，陳誠多次在公開場合嚴厲批評小蔣所負責的軍隊政工、救國團與國安情報業務，讓小蔣恨得牙癢癢，私下把父親的二把手視為「做人不應當這樣做」的反面教材。2人之間乃至2派人馬彼此的衝突與矛盾，在1954年陳誠被選為副總統之後，出現一波高峰，陳在海內外普遍被視為6年後蔣介石的接班人，小蔣的政治行情則一度被嚴重看扁，令其追隨者焦慮萬分。雙方的權鬥在1960年老蔣準備打破憲法規定競選三連任前後，達到最高點，此後情況依然鮮有改善。1962年夏天，老蔣因身體出狀況臥病在床時，最放不下的仍是兒子與副手的不睦：「昨發熱至卅九度二時，乃覺生死莫卜，對國對民未盡職責，最感不安外，對政府之處理，甚望辭修與經國能為我之容忍，彼此互諒互助，徹底合作，亦能為我與他二人者，則余之反攻復國事業，仍可繼續完成也。」 直到翌年秋天，陳誠因肝病惡化辭去行政院長兼職後，彼此之間的權力槓桿才明顯傾向於小蔣這一端。
早年在中國與蘇聯的生活與學習經驗，讓蔣經國成了傳統儒家文化與馬列社會主義的怪異綜合體。成年後他回到中國，開始學習擁抱三民主義與黨國體制，對於西方民主、法治與人權等概念，似乎也僅是一知半解，這樣一種特質，加上1949年後權力接班過程中，同時面對具有無上威嚴的父親，以及來自黨內黨外諸多挑戰，讓小蔣必須在黨國教條主義與意識型態，以及以「績效」為取向的實用主義，兩端之間求取平衡；而在政治性格上所展現出來的，則是彈性、務實與技巧。在信奉黨國與反共教條之餘，他也相信為了顧及國家利益與達到最後目的，必須注重現實，不可偏向理論與各種抽象的想法，甚至自責在處理大事時「不夠現實」，提醒自己「今天不是講道義的時代，而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世界。」 微妙的是，小蔣此種意識型態與務實傾向相互鎔鑄的政治特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讓海內外觀察家視他為一號「謎樣人物」，令人難測。且看1968年秋天美國務院一份機密備忘錄，是如何描繪蔣經國：
圍繞著蔣經國的爭議總是不斷地發生，他可以同時被視為1名「共產黨員」（communist）、「親共人物」（pro-communist）或者「狂熱反共者」（fanatically anti-communist）；他在組織策略上可以採納蘇聯共產黨極具效率的手腕，而不必然被劃歸為「親蘇份子」；他可以利用完全不符合「民主」概念的手段來處理內政事務，而不必然被貼上「反民主」標籤。他可能而且可以同時展現「親蘇」與「反蘇」，或者「親美」與「反美」。他深知中華民國在軍事、經濟與外交上倚賴美國援助甚深，然而他又和父親蔣介石一樣，對於美國不願真心支持反攻大陸而感到不快。他內心深處對美國有諸多怨言，但同時卻能夠和許多美政府要員，維持真誠友誼。
因為務實，所以往往呈現出多重樣貌；因為走實用主義，所以可以暫時擱置意識型態的堅持，調整內外政策與步伐。這讓台灣時期的蔣經國同時經歷著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不同業務；他可以同時處理台灣與美國、亞洲各鄰邦乃至敵對陣營蘇聯之間相關事務，在主導對抗中共的敵後工作之餘，也可以涉及兩岸之間似有若無的秘密接觸。依照此種邏輯，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治理格局，到了蔣經國當家、風起雲湧的70年代，本土化政治工程、民主化運動、各項重大經濟建設，乃至80年代兩岸關係的融冰，皆成為他口袋裡的可能選項。
吾人必須理解，遷台初期蔣經國所處的時代背景，和今日實大不相同；直到90年代全球冷戰結束之前，民主、自由與人權等觀念在這個地球上絕大多數角落，仍未形成普世價值。當美、蘇兩大超級強權相互對峙之時，雙方各自陣營裡在意識型態與外交路線上所反映出來的「政治正確」，往往更勝於盟邦內部究竟是否推行民主或者在乎人權；1957年初，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掌握1份情報，顯示過去1年來約有130名政治犯遭國府當局處決，另有795名遭監禁，美方內部評估後竟認為「在當時情況下，此一數字屬於正常」（the figures are “normal” for the situation）。 這或許可以解釋，當蔣經國以台灣安全為最優先考量來處理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時，同時又無從參照今日普世價值的條件情況下，他發自內心真正認為自己是在做1件正確的事。當吾人回顧與評價過往歷史時，如何避免以今日之價值觀，想當然耳般地投射到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時空情境，確實值得進一步深思。
1949年後台灣在美國協防的保護傘下，成為亞太地區對抗共產黨的前哨站，這使得蔣介石得以利用威權手段穩定對台治理，執政地位鮮少因內外挑戰而被撼動，也讓日後接班的蔣經國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環境。儘管如此，當冷戰走向盡頭，而民主與法治逐漸成為核心價值時，已步入晚年的蔣經國能夠認清大勢，明知國民黨可能丟失執政權的情況下，依然決定開放黨禁，著手終結威權統治與強人政治，並開啟民主化進程，著實需要一番智慧與勇氣。國府失去美國外交與軍事協防承諾之後，雖然在《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繼續得到來自華府有限度支持，但若無台灣自身經濟的耀眼發展與啟動政治革新，讓這塊土地的存在、成長與茁壯，在地球公民村的發展脈絡下依然有其價值，或許台灣早已被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那股懷有高度期待憧憬的巨大洪流所淹沒。直至今日，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得以屹立不搖，蔣經國的功勞無可抹滅。
父親陰影與人格雙面性
無可諱言，蔣經國從踏入政壇之始，就活在父親巨大光環與陰影之下，甚至到蔣介石去世為止，依然揮之不去。1953年當他首次應邀訪美時，全美主流報章標題皆以「蔣介石之子」（Chiang’s Son）來稱呼這位具有蘇聯背景的神秘人物；到了1970年他最後一次訪美，將近20年時間過去了，美國各主流媒體對他的稱呼依然沒有改變：「蔣介石之子會見尼克森」（Chiang’s Son Sees Nixon）與「蔣介石之子是個現實主義者」（Son of Chiang Is a Realist）等報導不斷出現在各大報章，連他在紐約遇刺的消息傳出後，《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還是以「蔣介石之子在此遭槍擊」（Chiang’s Son Shot at Here）、「蔣介石之子於紐約幾遭暗殺」（Chiang’s Son Saved From N.Y. Assassin）為題加以報導。小蔣顯然沒有父親所享有的國際知名度，但從另一角度觀之，或許正因為缺乏老蔣早已被定了型的「反共強人」之刻板印象，以及伴隨而來的頑固形象與政治包袱，小蔣在接班後反而在政策上可以有相對彈性的操作空間，為台灣的務實外交、80年代台灣終結一黨獨大、邁向民主化與開放兩岸關係，創造出相對有利的條件。
在蔣經國私人日記公開後，吾人得以窺探其內心世界，從字裡行間我們注意到他的性格在同一段時間點上，往往呈現出陰沉與開朗2種截然不同特質，這裡舉出幾個例子。1979年初，當他正為台、美斷交後的艱辛談判而耗費心神時，自記對於部分黨政人物與黨內派系利用國難爭權奪利，深惡痛絕：「小政客利用老政客，主張召開國是會議或反共救國會議，此乃所謂CC派的一種『爭奪』手法，余堅拒之。國家多難，正是政客混水摸魚之時，主政者要小心上當。」 儘管因國事如麻而心煩意亂，然而只要念頭一轉想到老百姓，他就立即流露出鐵漢柔情；因忙於國政而無法抽身下鄉探訪民情，他內心至感不安，自記：「自從中美關係發生變化之後，就沒有離開過台北，好久沒有見到我愛好的平民了，我非常想念他們，不和民眾在一起，就會失去樂處。」
同年春天，蔣經國冷眼觀察台灣內部政情日趨複雜，自嘆：「小政客為了滿足私欲，學會了共產黨一套陰狠手法，在我內部興風作浪，從事破壞工作，乃是很大的隱憂。外傷易療，內傷難治，須要想出一套處理內部政治問題的辦法，以求安定。」 就在同時，當他終於有機會暫時放下手邊工作，離開台北前往宜蘭、花蓮等地探訪民情，與百姓互動，那股發自心底的愉悅與欣喜，相信任何有機會讀到日記之人都能深刻感受到：「沿蘇花公路抵達東沃，見路旁小學正在開運動會，入內參觀，有學生觀眾約千餘人，多為山胞，受到他們熱烈的歡迎，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切和愉快。當我離開的時候，男女老少圍繞著我高唱『梅花』送別，後有青山，前有海洋，此情、此景和此心，難以筆墨形容出真情。」
蔣經國性格上呈現出雙面特質，當與其早年的蘇聯經歷有關。滯留俄國12年，他是1名工人，是蘇聯共青團成員，也是命懸一線的人質。年輕時他深受馬列思想洗禮，幾度面臨生死交關，除了對共產主義有切身體會之外，更養成沉默寡言，謀定後動，堅毅、冷酷、強烈的敵我意識，以及喜怒不形於色的深沉性格。另一方面，早年蘇聯那段磨難與刻苦經歷，也讓他比一般從政者對民間疾苦有更深一層體悟，多年後他回顧此段經歷，自述：「在俄期間，我曾經在極端的苦痛中過活，亦接觸了無數可憐的貧窮的人們，所以在實際的生活中，養成了同情社會上窮苦人群的習性。」 這就為他輕車簡從、體察民瘼、親民愛民形象的塑造奠定重要基礎，蔣經國既尖銳冷酷又感性親民的兩極化特質，似乎由此可以得到一個合理解釋。
接班人之謎
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而感到好奇，由於他在1979年12月31日以後即停筆不再寫日記，吾人無從得知1984年春天當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內心想法究竟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的有限資料中，我們仍可設法對蔣經國「接班人」此議題進行一番探討。首先，蔣確實對李具有好感；1972年春，李登輝被延攬入閣擔任政務委員，6月2日行政院新內閣上任第2天，蔣經國在辦公室召見李之後，於當天日記裡寫道2人「談得很投已，為一優秀之科學人才」，雖僅是一小段記載，卻可見他對李的賞識。1975年春天小蔣在慈湖守父靈並獨自思考培養未來領導人時，曾提出以下條件：年齡應小他10歲左右、省籍問題不重要、黨的歷史不宜過長，還有和軍方需有相當之關係，除最後1項之外，李登輝顯然符合其他3條件。隔年春天，台灣與南非共和國的關係有所突破，雙方決定互設大使館。蔣經國對此極為重視，打算派李登輝擔任首任大使，替台灣拓展外交，但最後因外交部態度有所保留而作罷。
1978年春，當蔣經國被國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之後，他開始思考副手人選與內閣人事案，此時不少黨國大老都在爭取副總統職位，令蔣深感困擾。 他最後選擇了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成為首位台籍人士出任副總統一職，蔣自認提名謝乃「完全為黨國計，為公而無絲毫私心」，然而此一人選決定卻遭美國方面與部分國內人士批評。儘管出現雜音，但在推動本土化的時空背景下，謝的出線顯然是蔣經國平衡省籍考量下的產物。此例一開，未來只要外省籍人士繼續任總統，副手則由本省籍出任，即成為慣例。
除了副總統人選外，另外2個重要人事案是行政院院長與台灣省主席，蔣經國在倪文亞、孫運璿、李國鼎與俞國華4人之中，選擇從政經歷最資淺的孫運璿擔任閣揆，至於省主席一職，蔣竟考慮由當時仍擔任政務委員、毫無地方行政經驗的李登輝，以搭雲霄飛車的速度空降接掌省政府。此一大膽構想最後並未實現，蔣決定讓李先出任首都台北市長，再於1981年底接任省主席，比原本他對李的仕途規劃要遲了3年半時間。無論如何，整個70年代蔣經國對李登輝的賞識與拔擢乃出於真誠，蔣當上總統後，對不少黨政軍要員私下皆有所批評，惟獨對李讚譽有加，稱他「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可以培植的一位人才」，甚至還曾破例臨時邀請擔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與諸位黨國要員一同搭乘軍艦前往外島視察軍事戰備，對李的近距離觀察、考核與栽培之意，不言可喻。
蔣經國對李登輝的賞識與栽培是事實，然而這是否即等同於選定李做為未來接班人，仍不無疑問，甚至連李登輝本人生前也無法百分之百肯定。西方國家開始關注小蔣接班人的議題，是始於老蔣去世1年後的1976年春天。當時美、英雙方在進行例行外交諮商時，國務院官員主動告訴英國駐華府外交官稱，據他們觀察，蔣經國似乎已暫時選定1名技術官僚準備培養為接班人，美官員拒絕透露此人姓名，只稱該名人士既無軍方背景，亦無黨政人脈與基礎，因此在華府看來是1個「不甚理想」（unsatisfactory）的接班人選。從事後諸葛角度觀之，此人應是2年後被小蔣任命為閣揆的孫運璿。1984年春天當蔣經國以省籍考量提名李擔任副手，並希望孫繼續留任行政院長時，他心中或許考慮的是讓孫運璿，而非李登輝，成為6年後的總統人選。此種看法在當時一度也在西方國家廣為流傳；1983年秋、冬之際，台北政壇一度傳出蔣因健康因素，翌年可能不會尋求連任，如此一來，孫運璿極可能接班，而王昇被放逐南美洲，也被各方解讀為是在替孫的接班掃除一大障礙。
無怪美、英各國在得知李登輝被提名為副手之後，反應一片驚訝；倫敦當局不認為李具備「充分資格」（sufficient credentials）擔任蔣的接班人，政壇上比李資深的林洋港在各方面條件似乎都來得更好，英國外交部還研判李登輝的出線，將讓國民黨的外省勢力認定未來對政局更加容易操控，甚至讓被放逐海外的王昇與其保守舊勢力有反撲的機會。美國中央情報局則觀察，當孫運璿因健康因素意外退出政壇後，蔣經國並無積極培植其他特定接班人的跡象；在華府看來，於國民黨內毫無權力基礎的李登輝，根本無法駕馭龐大的黨國機制，一旦小蔣突然身故，國民黨將無可避免地走向集體領導模式。持平而論，或許蔣經國本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過於自信，完全沒料到自己竟然無法撐完第2任總統任期。
1981至1984年之間擔任美國駐台北辦事處長的李潔明，是首位預言並看好李登輝將成為蔣經國繼承人的外國人士。早年出身中央情報局的李潔明，對於前來台灣服務有著一股莫名的熱忱，1981年夏天，他甚至不惜遊說老長官、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布希替他爭取到派駐台北的機會。3年後，在他即將任滿、離台返美前夕的1984年1月6日和7日2天，李潔明應時任台灣省主席李登輝之邀，兩家人結伴進行一場環島旅遊，這讓李有了近身觀察李登輝的機會。在隨後拍發回華府的觀察報告裡，李潔明稱此趟旅行充分見識到李登輝的本土政治性格，2人私下交談時，李登輝反對北京所提一國兩制方案，並多次提及日本殖民台灣的過往經歷，而且毫不避諱談論當時島內方興未艾的「黨外」運動。在李潔明眼中，李登輝充滿著豐富的想像力，而且興趣廣泛，他還展現出超強的親和力，沿途與小百姓握手、合影、話家常，甚至即興地抱起幼兒親吻，其作風與拘謹的國民黨外省政治菁英顯然有著不小差異。1個多月後李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李潔明在第一時間向華府報告稱，儘管「副總統」一職無足輕重，但考量小蔣身體狀況不明朗，這位健康且精力充沛的台籍人物，必將成為下一任中華民國總統。
1988年1月13日下午蔣經國於七海官邸突然大量吐血，因急救無效而撒手人寰，消息傳出後，立即引發國際關注。在日本沖繩的中央情報局遠東總部，美情報人員評論蔣經國的辭世，同時標誌著一個「時代」（era）與一個「朝代」（dynasty）的終結。在華府，雷根總統獲報後立即在白宮與幕僚討論，並考慮敦請前總統福特率領重量級代表團前往台北悼唁。在倫敦唐寧街十號，由首相柴契爾夫人主持的內閣會議上，英國眾官員咸認為蔣經國的去世，標誌著一股舊力量在台灣的結束，預言國民黨在台權力結構將從根本上被翻轉，並將在民意壓力下逐漸蛻變成為一本土性政黨，強化自身認同，甚至務實地放棄對中國大陸統治權主張。這些預測果真在90年代一一實現，向來對政治風向判斷精明老練的英國人，依然有著極敏銳的洞察力。
同時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與蘇聯社會主義洗禮的蔣經國，其治理台灣的風格，與父親蔣介石時代所呈現的那種皇朝制度崩解後，舊式軍閥專權色彩濃厚的統御術有所不同，也與他身後本省籍李登輝、陳水扁所代表的「皇民化」與「去中國化」政治性格，有著天壤之別。其早年在中國與蘇聯的特殊經歷，隨著大時代的洪流，在因緣際會下於1949年以逃難者的心態，來到受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半世紀之久的台灣海島，在人生最精華階段投入最大的精力於這塊土地上，最終將其打造為兩岸四地有別於共產黨與英、葡殖民統治、獨一無二的華人社會。蔣經國終其一生未能全然與對岸的中國共產黨一笑泯恩仇，但在血緣與民族情感上，於海島度過餘生的他，卻始終無法切斷對中國大陸的故土情懷。大歷史的脈絡告訴我們，「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將是獨特且難以被複製的。
今日不少人將兩蔣父子視為威權統治與強人政治的表徵，欲以消除這對父子在台灣的歷史記憶與圖騰，來建構並強化一股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與歷史認同。在此一過程中，蔣經國往往被貼上白色恐怖執行者、特務頭目與殘害民主人權獨裁者的標籤；另一方面，也有許多過去受到蔣經國施政恩澤者，緬懷其清廉、勤政與愛民，以及他對台灣經濟建設發展的卓越成就，視他為歷來對台灣最具貢獻的領導人。不論哪一種評價，某種程度上都不免流於主觀的個人經驗與感受。2006年蔣介石日記於胡佛檔案館對全世界公開後，讓老蔣同時走下「神壇」與「祭壇」；在台灣，他不再是威權時代萬民擁戴的民族偉人與萬歲總統，在中國大陸，他也不再是千夫所指的頭號罪犯與民族罪人。隨著蔣經國日記的公開，以及全球各角落相關史料紛紛解密，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有關蔣經國的歷史研究與書寫，能夠脫離意識型態束縛，更趨理性、客觀與成熟。如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的問世，能夠在這方面的努力發生一點拋磚引玉的效果，透過對蔣經國的認識，引導吾人思索台灣這塊土地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那將是作者感到欣慰之事。
＊作者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本文摘自遠足文化即將於2021年4月底出版的《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