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性格上呈現出雙面特質，當與其早年的蘇聯經歷有關。滯留俄國12年，他是1名工人，是蘇聯共青團成員，也是命懸一線的人質。年輕時他深受馬列思想洗禮，幾度面臨生死交關，除了對共產主義有切身體會之外，更養成沉默寡言，謀定後動，堅毅、冷酷、強烈的敵我意識，以及喜怒不形於色的深沉性格。另一方面，早年蘇聯那段磨難與刻苦經歷，也讓他比一般從政者對民間疾苦有更深一層體悟，多年後他回顧此段經歷，自述：「在俄期間，我曾經在極端的苦痛中過活，亦接觸了無數可憐的貧窮的人們，所以在實際的生活中，養成了同情社會上窮苦人群的習性。」 這就為他輕車簡從、體察民瘼、親民愛民形象的塑造奠定重要基礎，蔣經國既尖銳冷酷又感性親民的兩極化特質，似乎由此可以得到一個合理解釋。
接班人之謎
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而感到好奇，由於他在1979年12月31日以後即停筆不再寫日記，吾人無從得知1984年春天當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內心想法究竟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的有限資料中，我們仍可設法對蔣經國「接班人」此議題進行一番探討。首先，蔣確實對李具有好感；1972年春，李登輝被延攬入閣擔任政務委員，6月2日行政院新內閣上任第2天，蔣經國在辦公室召見李之後，於當天日記裡寫道2人「談得很投已，為一優秀之科學人才」，雖僅是一小段記載，卻可見他對李的賞識。1975年春天小蔣在慈湖守父靈並獨自思考培養未來領導人時，曾提出以下條件：年齡應小他10歲左右、省籍問題不重要、黨的歷史不宜過長，還有和軍方需有相當之關係，除最後1項之外，李登輝顯然符合其他3條件。隔年春天，台灣與南非共和國的關係有所突破，雙方決定互設大使館。蔣經國對此極為重視，打算派李登輝擔任首任大使，替台灣拓展外交，但最後因外交部態度有所保留而作罷。
1978年春，當蔣經國被國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之後，他開始思考副手人選與內閣人事案，此時不少黨國大老都在爭取副總統職位，令蔣深感困擾。 他最後選擇了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成為首位台籍人士出任副總統一職，蔣自認提名謝乃「完全為黨國計，為公而無絲毫私心」，然而此一人選決定卻遭美國方面與部分國內人士批評。儘管出現雜音，但在推動本土化的時空背景下，謝的出線顯然是蔣經國平衡省籍考量下的產物。此例一開，未來只要外省籍人士繼續任總統，副手則由本省籍出任，即成為慣例。
除了副總統人選外，另外2個重要人事案是行政院院長與台灣省主席，蔣經國在倪文亞、孫運璿、李國鼎與俞國華4人之中，選擇從政經歷最資淺的孫運璿擔任閣揆，至於省主席一職，蔣竟考慮由當時仍擔任政務委員、毫無地方行政經驗的李登輝，以搭雲霄飛車的速度空降接掌省政府。此一大膽構想最後並未實現，蔣決定讓李先出任首都台北市長，再於1981年底接任省主席，比原本他對李的仕途規劃要遲了3年半時間。無論如何，整個70年代蔣經國對李登輝的賞識與拔擢乃出於真誠，蔣當上總統後，對不少黨政軍要員私下皆有所批評，惟獨對李讚譽有加，稱他「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可以培植的一位人才」，甚至還曾破例臨時邀請擔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與諸位黨國要員一同搭乘軍艦前往外島視察軍事戰備，對李的近距離觀察、考核與栽培之意，不言可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