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在推選小組的構成上進行蓄意操作，和在公益董事推選條件上設定了高難度的門檻，最後產生的公益董事很難不會是財大氣粗的高教禿鷹。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更甚者，教育部在選定第一次推選小組會議上的企圖，也是居心叵測。目前時間定在2月9日，這是一個令人措手不及、緊急到難以因應的時間點。況且，會議之後就是農曆新年，任何反對的氣勢，都將在年節的狂歡氛圍中淡化或被社會大眾所忽視。教育部種種的「用心」，令人膽顫心驚。
綜合整件事情，「康寧案」反映的是台灣高等教育規劃上，教育部內部的價值觀扭曲。他們巧妙地預擬草案，草案內容甚至毫不避諱地以「聯合董事群組」作為公益董事資格的高門檻規範，來為財團量身定做。相較於過往私校改派公益董事的前例來看，教育部從未預擬任何草案內容，更沒有提議制定「聯合董事群組」相關規範，這回的動作實難令人不合理懷疑其居心叵測。
官商勾結的鑿痕斑斑可考
教育部毫無捍衛教育公共性的意志，甚至已有官商勾結的深刻鑿痕。隨意把多達36億元的公共校產、3400名學生的受教權益、200名教職員的工作權益，主動設計以「拍賣」的方式，任財團「競標入主」。而且還不敢承擔責任，找「推選小組」充當白手套，又杜絕多數康寧教職員與工會的質疑。
相比之下，20年前教育部還願意承擔起責任，接管景文學院、南開專科、華夏工專、東方工專等董事會爆發爭議的學校，爾後也交出部分成績，為台灣保留了一些體質相對正常的私校。如今卻反其道而行，甚至為財團量身定作，接管完學校卻就送給財團入主，實在是高教悲劇，不忍卒睹。
＊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