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員黃捷的罷免投票案將於2月6日進行，迥異於先前已遭罷免的王浩宇走低調路線，黃捷了選擇直球對決，大力廣邀執政的民進黨公職為其讚聲：上從蔡英文總統表態力挺、下至高雄在地議員，無一不勇於挺身捍衛，頗有「全黨救1人」的意味。然耐人尋味的是，黃捷壓根就不是民進黨員，相較於民進黨對於黨籍議員王浩宇罷免案的噤聲，實有天壤之別。不禁令人感到納悶，現階段無黨籍的黃捷，莫非已是「準」民進黨人，2022恐會以民進黨籍參選連任？又或倘若無此暗盤，則未來渡過罷免危機的黃捷，又該如何償還執政黨傾全黨之力神救援的恩情呢？箇中進退維谷的兩難情境，卻反而坐實著罷免黃捷的正當性，怎麼說呢？
違背承諾 偏離初衷
罷免，乃公民收回賦權的最終手段，我們當初相信其人足以代表自我行使治理監督權，投下神聖的一票，日後發覺其言行或施政悖離承諾與期待，感受到不適任的狀況，才會浮現罷免的念頭。不適任的情境，概略可分為「毀棄約定」與「路線偏差」2類型，前者即典型的「吃碗內看碗外」的三心二意，一如韓國瑜前市長，對高雄市民編織發大財的願景，卻在韓流捲起千堆雪後，放縱自我野心向上追逐高位，將市民給予的4年賦權拋諸腦後，最終遭到近94萬市民投票罷免，下台一鞠躬。對韓國瑜而言，您說他冤麼？冤，當然冤，端看罷免方所援引的標語「光復高雄」，就可窺見那個甚麼事不care、就獨獨care罷韓的團體，擺明就是衝著為長期執政的綠營出口怨氣而來，將韓國瑜視為攻克的標靶，這難道不是一種報復性的作為呢？但就正當性來看，韓市長背棄與市民的4年承諾，被罷或也只是剛好而已，而結果確實也體現了這一點。
至於「路線偏差」類型，當事者或未違背與投票人的賦權限期，但在其所代表的政治光譜中，卻在選後出現游移不定的情況，所謂「選前一個樣，選後變模樣」，便是此類型的典型樣態。從近期陷入罷免危機的政治人物析之：王浩宇自綠黨跳槽民進黨，不再關心環境保育議題，反遂行極盡挑釁他黨之能事；黃捷退出時代力量成為民進黨友軍，期間還曾傳出可能擔任陳其邁競選發言人，復以近期一系列救援活動，向執政黨靠攏的意味濃郁，無復當初作為在野黨人士的理想性；乃至於陳柏惟雖為台灣基進、卻屢屢在立院投票與執政黨同氣連枝，已不見訴求台灣獨立的強烈企圖。顯然，3位民代的情境相仿，選民給予權力的當下，皆係屬於反對黨陣營，但卻在當選過後、選擇與執政黨交心有好，自我弱化監督的量能，使選民的投票表意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原以為支持反對黨的選票，最終與票投執政黨無異，如此悖離選民的政治路線位移，難道不能透過罷免手段收回當初的賦權嗎？徒然的將憲法賦予人民的罷免權利，解讀為「報復」、「反民主」，某種程度，不也是在霸凌市民的投票意志麼？
「民主，從來就沒有非誰不可」，沒有甚麼樣的投票結果才堪稱是民主，倘若民主可以如此預先的框定是非價值，則與「先射箭再畫靶」、「朕說了算」的人治有何差異呢？換言之，投票行為本身就是民主的體現，而罷免則是民代路線位移所必須面對的試煉：過關，代表著選民肯認其新的政治光譜，賦予其轉換的正當性；反之，則象徵自我政治判斷未獲青睞，不符民意所需也沒有再任的必要吧！相信民主，相信選民的智慧，徒然在投票之前、附加各式意識型態標籤，宛若進行著民主聖地的莊園生死戰（諸如守護台灣、捍衛民主、甚至連撐香港的理由都來了…），驟然升高政治對決態勢，無異於模糊了罷免投票檢驗民意代表適任與否的初衷，實非民主政治之福。
＊作者為立法院法案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