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提出過什麼奇怪的事，而被你們阻擋下來的？「情治單位是教條主義，總說照規定不能違反，但這個規定是何時的？合不合理？從不去檢討，我們就提出挑戰，我說這個是從大陸帶過來的，到現在還在台灣適用，都什麼時代了？他們就不講話了。」但情治單位為求保險，往往是寧可錯殺一萬，不能有萬一，所以像海外黑名單當時逐漸解禁，有些人要回來，情治單位說不行，關中便問有些更嚴重的人都可回來，某某人為何不可？這下他們就沒話講了。後來黨中央很多單位像組工、社工、文工會都想參加，蔣彥士還笑說平常找開會都不想來，現在卻搶著來開會，原來是他們一打聽，這個協調會報「功效」奇大，好像太上中央黨部可紅了！
「因為經國先生對我的任事，蔣彥士對我的信賴，所以我做起事來很順手，心裡也很踏實愉快，這兩關如果過不了，很多重要的事根本作不成。」關中說，之前和後來的一些黨秘書長，常將黨的工作把持在自己手上，他會把你跟黨主席隔絕，任何事你找到他，他都是說我會跟主席講，絕不會說你這事很重要，我帶你去跟主席報告。「蔣彥士對我的知遇之恩就是這樣開始的，他聽我說半天後會講，他去說不清楚，還是你直接去跟主席講。」從不藏私而且恢弘大度。
這個協調會報能提供與分享來自情治系統各部門的資訊，可以協調事情、整合共識、避免誤判或獨斷，對當時政府處理反對運動有積極正面的功能，但可惜後來蔣彥士離開黨部、關中調離政策會後就無疾而終了。從政策會發生美麗島事件前後這段時間，蔣國常常會找關中來交辦或談論事情，而這也是關中跟蔣經國接觸最密切的階段，一直到發佈他為台北市黨部主委。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明天會更好：關中傳奇》（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