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軍法大審從一九八○年三月十八日開始，為期九天，在美國為首的國際壓力下，除國際知名媒體現場報導外，政府更史無前例公開軍事審判過程，允許國內報紙刊載審訊過程與被告陳辭。四月十八日，軍事法庭作出最後判決結果，八人全部有罪，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黃信介十四年有期徒刑，其餘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等六人十二年有期徒刑，而幫助施明德逃亡者各判二年（如張溫鷹）到七年（如高俊明）。
相關受刑人後來陸續提前假釋，其中施明德先後婉拒蔣經國總統特赦、李登輝總統減刑，一九九○年五月廿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同日簽署美麗島事件的特赦令，美麗島受刑人重獲自由。
審判全程開放讓媒體現場報導，造成舉國轟動，當時在台北景美橋右側邊上的軍法局看守所進行，屋子不大，現已改為人權園區。坐滿全場不過一五○人左右，要有旁聽證，包括家屬、媒體、社會公正人士和很多學者專家，都是透過關中安排拿到旁聽証。
一九八○年一月八日，總指揮施明德在逃亡廿六天後於台北市武昌街被捕，透過媒體報導與現場觀審者的描述，他也是美麗島大審中讓所有人印象最深刻的被告，按照關中的形容是「施明德最像個男子漢。」
「被告們分成三種表情，一種是認罪型，我就不細說是誰了…最具代表性的是黃信介，一直向庭上鞠躬，說實在他真是冤枉，因為他不是帶頭的、也不主張暴力，但他是負責人嘛。第二種是緘默型，幾乎不講話，像姚嘉文，問什麼都盡量簡單回答，是或不是，他學法律的很懂得保護自己，因為審判問答之間有時有圈套，盡量少講為妙。第三種是慷慨激昂型，就是施明德！」
當庭上問施明德「美麗島事件你為何參與？」施明德直接回答「我要推翻政府啊。」庭上再問「那你承認你是顛覆政府？」施明德再答「我是顛覆啊。」施的律師緊張了：「報告庭上，他不是那個意思…」庭上也立刻說「我沒有問你，是問他！」這下全場都忍不住笑出聲來！這種攸關生死的場面何等森嚴肅殺，居然出現這樣「黑色幽默」的對話，而現在網路上也還搜尋得到當時在憲兵押解下，他們八個人一字排開接受審訊，其中唯獨施明德雙手插在口袋中，桀傲不馴、面露微笑的照片。
施明德後來很驕傲地說他這一輩子敢作敢當，當年人家說他坐了廿五年的黑牢，但施明德卻說「黑什麼牢，我高中起就想叛亂推翻國民黨政府，我求仁得仁嘛！」關中佩服他堅持理念、視死如歸的精神，因為很多人並不知道蔣經國已下達不要判死刑的決定，都認為主犯一定死刑，而當時的法律「二條一」很死板就是唯一死刑，所以當時關中的工作就是在想怎麼營救他們，如何為他們平反降低刑責。
「那麼你有沒有同情他們？」我好奇地問。「起碼我並沒有敵視他們，因為我和他們長期有來往，了解他們的一些想法。」關中說，當然他們還是有些事騙了他，在出事前幾天一個美國人請吃飯的場合中，「我拉著姚嘉文到旁邊問，聽說你們十二月十日當天有活動會比較激烈？他還說沒這回事、不可能、放心啦。」結果證明根本不是像姚嘉文說的。
在關中看來，許信良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從小就立志當總統，在政大唸書時就很活躍，熱中競選三民主義社團的總幹事；施明德曾說過就是想武裝叛變才去讀軍校，但他們後來都有改變。施不是搞省籍鬥爭，而是認為國民黨不民主、專制，當社會邁向改革開放，當初民進黨追求的目標大部分已經完成，所以施明德現在認為如果挑起族群矛盾而使台灣分裂，這是他不能接受的。「他是個職業革命家，但很開明，而且我很敬佩他，我認為他很有愛心，一個人在他年輕的歲月裡做了廿五年牢，自認求仁得仁，很坦然，沒有怨恨，這點很了不起。」關中如此評價。
由被告聘請組成的十五人辯護律師團，其中包括江鵬堅、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蘇貞昌等人，都是因美麗島辯護律師而起家成名，後來乃至到現在都成為了民進黨的領導要角。當時政府對所聘的律師並未設限，完全尊重被告們的自由意願，而他們請誰當律師，都先透過關中再提報給軍事審判法庭。還記得陳水扁是聲請收件最後一天下午五點截止前，才由黃天福送件進名單的最後一人，是為黃信介辯護；這也是關中第一次聽到陳水扁這個名字，當時還不禁脫口問到「這名字太奇怪了，這真是他的名字嗎？」
從羈押到審訊期間，關中還代表國民黨負責與被告家屬之間的聯繫溝通、訊息轉達，「那時我是家屬們的保護神，她們有央求，我一定忠實反應」，他在專案會議上提出報告時，有時轉達家屬們的要求講得太多、太具體，還會被情治單位首長調侃「關中你是在為誰做事啊？你也要轉達她們一下，他們是在坐牢，不是在住觀光飯店！」都是反映哪些問題呢？「哎，像房間太熱了、洗澡水太涼、吃的不好，各式各樣的都有，我都儘可能去辦到。」所以像許榮淑、周清玉等家屬到現在都與關中保持友善的關係。
對情治單位首長的反諷，關中認為正面對槓、言語衝突是最不智的，所以他總是四兩撥千斤地回說，他是忠實反應家屬們的意見，而且「必要時我也會搬出經國先生來壓制他們，強調主席一再交代要用愛來化解」，他們也只能氣得搖頭，不便反駁。針對美麗島事件對台灣後來政治發展的影響，關中說首先這是個悲劇，「在我們國家遭遇重大危難時，一些反對政府的人士他認為這是個機會，但在政府來說，不希望再有更多的危機內外交逼，要力圖避免，我那時就是被賦予這樣的任務溝通疏通，後來證明效果其實不大。第二點是外力介入的可怕，我事後檢討，我跟他們講十次話、吃十次飯，抵不上美國駐台人員跟他們吃一次飯、講一次話，因為他們從那邊可以得到一些鼓勵、暗示，給Green light〔綠燈通行之意〕，Go ahead〔繼續衝〕嘛！」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關中坦承即使沒發生美麗島事件，民進黨組黨還是會實現，因為他感覺蔣經國那時的思考與想法已經改變了。在關中剛調任政策會時，蔣曾經指示他研擬黨的革新方案，當他向蔣提到組黨、開放報禁等等都是將來社會必然要面臨的問題，必須及早因應，重新為黨定位時，「那時他的反應都是非常冷淡，似乎都不以為然，但後來我慢慢感覺到不一樣，經國先生要我跟黨外人士講，民主自由是未來必然要走的路，一定會開放的…而台灣內部不能出現不安動亂，台灣一亂將給別人可乘之機，美國、大陸都可趁機威脅我們。」以關中當時的位階，他認為蔣經國能對他這麼重視，可見蔣對與黨外溝通這件事的高度重視，那時已是美麗島政團，他們接著又成立黨外公職人員聯誼會，是一步步來的，但國民黨都沒去阻止，六年後便宣佈成立民進黨了。
關中說，最後一點也是最遺憾的是，政治活動的領導人很重要，美麗島政團原來是許信良領導，他那時有政治魅力、手腕而且有聲望，但他突然不見了、出國去了，到現在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是被黨內壓迫而走？受到情治單位的暗示？還是美國人的安排？都不確定，但他這一走，群龍無首，黃信介表面上被推為領導人，但他實際上被架空，他下面這些人作的事他幾乎都不知道，事實上也不必跟他報備。」以致於關中每次跟他說一些事時，黃信介都很懊惱、尷尬又不好意思，因為他都不知道，只能一直說「歹勢啦…」
在政策會工作期間，關中不斷思索國民黨的問題何在，那時他幾乎每天都會給黨秘書長蔣彥士上一個報告，對黨外、對政局提出各種分析建言，更發現黨揹了很多黑鍋，「很多事情都是情治單位作的，而且他們是各做各的，彼此還互相牽制干擾，出了事後就推給政府，政府沒法處理，就推給黨，黨永遠在擦屁股、擦不完！」關中說陳文成、林義雄事件，都是這樣…因此他向蔣彥士建議，現在主席這麼重視這些問題，都是黨秘書長在居間協調，「我們何不成立一個會報，把情治首長都找來，誰有什麼問題、事情就提出來，大家可以有共識，然後分工去作，真正有困難時，黨再來負責統籌處理，由我來跟主席報告，再回來告訴大家怎麼作。」
蔣彥士一聽連聲說好，馬上報告蔣經國獲得同意。既然是關中提議的，就由他來當執行秘書，每個禮拜發通知、擬議程，八大情治單位通通到齊，由秘書長蔣彥士主持，關中當記錄。由於協調會報訂在每週六早上七點，一開始大家還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後來發現的確給他們解決了不少問題，「因為他們有些問題講不出來，然後就去作，結果就會出事，現在地雷當然少多了。」
有沒有提出過什麼奇怪的事，而被你們阻擋下來的？「情治單位是教條主義，總說照規定不能違反，但這個規定是何時的？合不合理？從不去檢討，我們就提出挑戰，我說這個是從大陸帶過來的，到現在還在台灣適用，都什麼時代了？他們就不講話了。」但情治單位為求保險，往往是寧可錯殺一萬，不能有萬一，所以像海外黑名單當時逐漸解禁，有些人要回來，情治單位說不行，關中便問有些更嚴重的人都可回來，某某人為何不可？這下他們就沒話講了。後來黨中央很多單位像組工、社工、文工會都想參加，蔣彥士還笑說平常找開會都不想來，現在卻搶著來開會，原來是他們一打聽，這個協調會報「功效」奇大，好像太上中央黨部可紅了！
「因為經國先生對我的任事，蔣彥士對我的信賴，所以我做起事來很順手，心裡也很踏實愉快，這兩關如果過不了，很多重要的事根本作不成。」關中說，之前和後來的一些黨秘書長，常將黨的工作把持在自己手上，他會把你跟黨主席隔絕，任何事你找到他，他都是說我會跟主席講，絕不會說你這事很重要，我帶你去跟主席報告。「蔣彥士對我的知遇之恩就是這樣開始的，他聽我說半天後會講，他去說不清楚，還是你直接去跟主席講。」從不藏私而且恢弘大度。
這個協調會報能提供與分享來自情治系統各部門的資訊，可以協調事情、整合共識、避免誤判或獨斷，對當時政府處理反對運動有積極正面的功能，但可惜後來蔣彥士離開黨部、關中調離政策會後就無疾而終了。從政策會發生美麗島事件前後這段時間，蔣國常常會找關中來交辦或談論事情，而這也是關中跟蔣經國接觸最密切的階段，一直到發佈他為台北市黨部主委。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明天會更好：關中傳奇》（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