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南韓，過去在日本殖民時代吃香喝辣的「親日派」持續掌握資源。返回南韓的李承晚與金九口口聲聲要清算過去的「親日派」，卻還是仰賴過去日本殖民政府成立的軍警來維持社會秩序，甚至各自拉攏日軍或者滿洲國軍出身的將領來充當彼此爭權奪利的馬前卒。高級將領和軍官們逃脫制裁，替代他們遭受譴責的是底層的朝鮮籍日本兵，朝鮮人所期待的正義完全無法得到伸張。
走在1946年的台北或者漢城街道上，很容易感受到人們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等機構的厭惡。然而台灣人與南韓人痛恨的對象，並不是只有在行政長官公署或軍政廳工作的外省人、本省人或者朝鮮人而已，還包括了背後的美國人。尤其是認定美國為一切「罪惡源頭」的台灣和朝鮮知識份子，更因此相信他們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大東亞戰爭」尚未結束。
畢業自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兵學校第16期的王樹木，因為從日軍手中習得一手修飛機的技能，於戰後進入中華民國空軍服務，任職第3飛機製造廠台北辦事處。王樹木表示他最後決定與中華民國空軍分道揚鑣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國民黨腐敗或者他討厭外省人，而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忍受中華民國空軍裡的長官給美國顧問敬禮的畫面。
從二二八到四三事件的距離
如果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讓大量左派台灣人和朝鮮人精英轉變立場，支持日本的「大東亞戰爭」，那麼光復初期的台灣同樣出現戰時「親日派」投靠共產主義陣營的情景，完全稱得上是風水輪流轉。因為對於亞洲人，尤其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台灣人跟朝鮮人而言，法西斯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都只是他們追求民族主義的一種手段而已。
所以李登輝與呂赫若等二戰時的「親日派」，都在日本投降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而且李登輝還在1947年1月2日走上街頭參加反美遊行，只為了聲援1946年12月24日疑似遭到美軍污辱的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等到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對美國的仇恨也成為許多前台籍日本兵向國民政府還有外省軍民發起暴力攻擊的一個重要原因。
太平洋戰爭末期駕駛零式戰鬥機參加西子灣空戰的陳亮谷，則坦承他1947年3月2日當天在高雄攻擊了一位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只因為該名軍官看起來太像過去與他交手過的美軍F6F地獄貓戰鬥機飛行員。陳亮谷回憶：「我要發洩的對象就是他。他身高大概有178公分左右，讓我想起那高大的美國軍人，兩年前美國空軍是我的敵人。」
陳亮谷不是唯一一個因為痛恨美國人而走上反對中華民國之路的台灣人，另外一位陸軍航空隊出身的飛行員黃華昌，本來還想要前往佳木斯協助中共建設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後來卻因為偷渡失敗而遭到警方逮捕。黃華昌之所以要到東北協助建設解放軍空軍，據說就是為了要「建立不受列強欺侮的新中國」，顯見許多台籍日本兵在當時是把希望投射到中國共產黨身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