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朝鮮與殖民台灣的一個最大區別，是日本留下了朝鮮李氏王朝最後一任國王，大韓帝國開國皇帝高宗的血脈，並且把他們併入日本皇室，做為「內鮮同祖」的象徵。高宗的第七個兒子英親王李垠，從10歲那年開始就被接到東京接受明治天皇的親自呵護，享有與日本皇族同等的待遇。李垠不只沒有抗日意識，而且還畢業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9期，為朝鮮人參加日軍的表率。
同一時期在台灣，總督府也開始推展「皇民化運動」，向台灣人提出學習日語，改日本姓氏乃至於參拜天照大神的要求。漢語教育如同韓語教育一般，在30年代到40年代之間遭受空前的打壓。可台灣人對日本的認同，卻遠比不上朝鮮人，這首先就來自於日本人對兩個民族的差別待遇。當李垠在1941年被任命為第51師團中將師團長的同時，台灣人在日軍中還只能當軍伕或者軍屬而已。
其次則如同日本學者本田善彥所言，日據下的台灣人不像國土全面淪喪的朝鮮人那般毫無選擇，他們隨時可以回到唐山投入國軍或者共軍的對日作戰。日本從1938年起就在朝鮮半島實施「志願兵制度」，卻受到台灣人強烈的「祖國意識」阻擾，不敢在台灣如法炮製相同的政策。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積極合作，要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才正式展開。
「大東亞聖戰」的吸引力
如前所述，台灣人與朝鮮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民族主義，但是他們的民族主義都在日軍優勢兵力前被壓抑了下來。在暴力反抗日本人失敗，非暴力抗爭活動又被全面取締的情況下，他們的民族主義需要尋找新的發洩出口，這個出口不是殖民母國日本，不是日本正在侵略的中國，而是導致台灣還有朝鮮成為殖民地的真正「罪惡源頭」，即「西方帝國主義」。
看在選擇與日本合作的台灣、朝鮮民族主義者眼中，日本之所以變成帝國主義國家，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原因是為了回應美國海軍培理（Matthew C. Perry）准將1853年對日本的「入侵」。日本推行「明治維新」，目的就是希望學習西方優秀的科技與憲政制度來帶領日本走入先進國家之林，結果日本卻把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那套給學回來，造成台灣人和朝鮮人的不幸。
《不平靜的半島：海洋與大陸勢力的五百年競逐》一書的首爾大學韓國學研究院的助理教授金時德，還有不久前過世的前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都認為，日本是在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德（Charles W. Le Gendre）慫恿下入侵台灣的。王曉波更認為，從牡丹社事件開始到對日抗戰為止一切中日兩國之間的矛盾都是經由美國挑撥離間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