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南韓的朴正熙總統，本身是滿洲國軍官出身，卻又在日本投降後加入南朝鮮勞動黨，接著又在南朝鮮勞動黨失敗後投效大韓民國國軍。同時擁有親日還有親共背景的他，上台當總統之後需要更強烈推廣抗日反共的意識形態，才能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不被動搖。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台灣人現在普遍看似「親日」，韓國人普遍看似「反日」呢？
因為台灣和南韓的戰後地位不一樣，台灣在戰後回歸了領導抗戰勝利的中華民國，南韓則在戰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然而台灣與南韓又如前面所述，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為親美反共的右翼威權政體所統治，於是兩個地區都出現了反對運動。南韓既然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就沒有所謂獨立與否的問題，無論是親政府還是反政府的南韓人，都認可國家過去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
南韓的右派與左派，都是以推動國家統一為終極目標，不可能對過往的殖民統治有任何正面敘述。更何況左派最常攻擊右翼保守派的一項理由，就是右翼保守派裡有太多人是過去日本時代的合作者了。台灣的情況卻完全不一樣，在戰後回歸了中華民國，而且反對運動中的左派又被撲滅殆盡，導致主張台灣分離主導了整個反對運動歷史的話語權。
為了與過往中華民國政府推動的國族教育劃清界線，許多獨派人士從為反對而反對的角度出發，開始美化過往日本佔據台灣的歷史。久而久之以後，人們就認為台灣人都很懷念日據時代。可就如同那些清算南韓右派為「親日派」的左派查詢歷史檔案之後，發現自己祖宗也都是「親日派」的歷史一樣，台灣人過去「抗日」還有「反日」的歷史很難被完全的「二分法」。
殊途同歸的「抗日派」與「親日派」
如果真的要把「親日派」打成「獨派」，「抗日派」打成「統派」，人們可能就很難理解為什麼辜振甫，一個當年打開台北城門歡迎日軍的親日商人辜顯榮之子會成為1949年來首度兩岸官方接觸的台灣代表。人們更很難想像，2014年「三一八學運」的精神領袖不是某一個台籍日本兵，而是奉延安之命潛入汪精衛政權從事情報工作的史明。
南韓的情況也一樣，許多人認為韓國人的抗日民族主義代表是金九，並指控後來的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重用殖民時代的「親日派」，刻意疏遠隨金九回國的韓國光復軍人馬。可歷史的真相，是過去隨金九在中國組織的韓國光復軍的李範奭和池青天等人都被李承晚招安，反而是以陸軍參謀蔡秉德為代表的一批前朝鮮日軍或者滿洲國軍將領，戰後還一度當過金九的追隨者。
一個人戰前是「親日」或者「反日」，並不能左右他戰後的政治判斷，更何況二戰時的日軍本身，到了戰後自己都分裂投效了彼此敵對的陣營，我們又怎麼能以一個台灣人1945年以前，甚至是該名台灣人的祖父輩1945年以前對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態度，來研判他今天的統獨立場？更何況戰前看似彼此對立的日本軍國主義與共產主義，到了戰後還一度出現殊途同歸的現象。
王曉波教授就是「中日聯盟」的提倡者，他除了無法接受日本武裝侵略中國並且屠殺中國老百姓這點之外，其他理論幾乎和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一模一樣，但是絕對不會有人懷疑他統派大師的身份。更何況石原莞爾到1937年後還改變了立場，成為「不擴大主義」的主張者，還主張日本應該要為侵略一事向中國道歉，他們倆人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差異。
所以台灣人也好，朝鮮人也罷，當年選擇「抗日」或者「親日」都只是他們完成同樣一個目標的不同手段，那就是終結列強國家對自己民族的欺負。差別只在於前者比較痛恨日本，後者比較痛恨西方列強罷了。對於1945年以前選擇「抗日」和「親日」的台灣人而言，當今中國崛起的世界局勢想必也讓他們有殊途同歸之感，只因為當年的他們都還把唐山視為自己的祖國。
即將在12月上映的《光計畫》是一部關於1945年後臺灣的外交、國際關係與認同轉變的紀錄片。複雜的國際關係須從歷史脈絡逐一梳理與分析，或許我們將有機會在混沌的2020年底窺探臺灣未來道路的輪廓。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本文應《光計畫》之邀約撰寫，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