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於學術，過去三十年，國內的學術發展雖然有所進步，不幸的是，也掉入了製造業式的泥沼。國內的學術研究及產業，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從零開始飛躍，也就是1980年前後。這真需要感謝當時一些眼光超群的精英推手們，此不再贅述。四十年前的起始定位在製造性科研（類比代工製造性產業）目標是正確的。當一無所有的時候，首先圖的是要溫飽，不可能一窮二白時卻想著要奢華美食。但是發展多年後，我們迫切需要一個「質」上的提升與轉換時，國內的科研及產業，卻在安逸中缺乏了轉型的意識，以致於錯失了機會，筆者認為時機應是在1998~2002年之間。我取巧的將時間間隔兩邊拉長了點，涵蓋兩黨都執政過的時期，避開政治口水戰。但很有趣的是，我們的科研，產業及薪水的停滯不前確實是和兩黨開始進行破壞性的相爭，意識形態崛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個時間點上的巧合，值得國人深思。
而過去的15~20年，卻正是世界各開發中國家如雨後春筍地崛起。其中除了前面所提的之外，東南亞其他國家也做了相當大的投資於提升科研與產業的結構。不可諱言的，我們於科研上也做了投資，唯相對之下，在質上的提升並未落實。比較重要的原因有二：（一）、質的提升不是立竿見影，而是長期的科研投資，尤其是要讓新科研落實就需要長期以及政府主動鞭策。可惜我們的策略一般都是一、兩年要收成，也就是幾乎每年須給以論文為主的成果報告，以致上有政策，下自然有對策。主持計畫的學者們儘量以容易上手的例行 (routine) 研究為主。（二）、政府主事部門每每只要是改朝換代或改人選，就來個政策大轉彎，更可惜的是國內科研決策過去的二十年來，往往是政治考量大於策略考量。據此，例行式的研究計畫就是安全保證，學生扮演的角色就是「人手」。這就和製造業相同，缺「人手」就無法執行。久而久之，在愈來愈熟悉「製造過程後」論文的量自然愈來愈多，但一旦遭遇「人手」不足，或人手更多的競爭對手，「想想你有一個人手，中國大陸在統計上就可能有六十個人手」，而研究因為是有例可循，入門的門檻又不高之下，當然很快就會失去競爭優勢，尤其是熱門的科研方向，例如奈米，能源、環境、新穎材料等等。這聽起來不是和我們目前國內各產業所遇到的瓶頸如出一轍嗎?
一個創新、創意、尖端技術的科研方向的充分必要條件不是「人手」，而是「人才」。前者是人人可以取而代之，後者則是需要真正有能力的學生，且他（她）具備了對科研產生興趣，肯努力的本質。人才可貴就好比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 (Photoelectron effect)，當能量達不到游離能（高能力）的電子（人手），那麼聚集再多電子（人手）也沒有辦法讓產生游離（突破）。反之，如果是具足夠能量的電子（人才），哪怕是只有一個也能達到游離（突破）的境界。這時，所做出的結果，因為是創新，所以其影響力就會呈指數般地升高，未來的發展性也就無遠弗屆。更重要的是這絕對創新的成果，如果能夠轉移至產業界，因為是從零開始誕生的新生兒，所以它的效益是任何產出除以零，數學上的結果就是無限大。這才能創造出最高利潤的商業價值，這也是學術和產業媒合的最佳契機。其實內行人都知美國知名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 (MIT) 或加州史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在學研相長上都是採同樣模式。我所知有些 MIT 博士生畢業前可能一篇論文也沒有，不是他們表現差勁，而是他們在科研上已有所突破，直接經由校方的媒介往產業生根，專利獲得後再發表最頂級的論文當作附加價值，年輕的CEO也就如此的產生。創新、尖端科研的成果基本上三五年內要被「仿造」是相當的困難。哈佛大學化學系流傳了一個相關最近被美國起訴「和中國大陸利益輸送」的教授查爾斯·利伯 (Charles Lieber) 的有趣故事。多年前一個博士班學生向他抱怨，兩年前已經完成的一篇論文為何一直都不投稿發表。利伯教授很霸氣的說，「我們做的是最具創新的尖端研究， 即使再過兩年還是最新的研究，不會有競爭者」。我不是鼓吹學界同行不要寫論文，而是科研的能量，就是需要有這種捨我其誰的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