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而所稱「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文義上應含括「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故解釋上，此二規定之「不為」與「不能」應可為類似解釋，方符整體體系。而參照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之立法理由：「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增訂本條，俾符實際。」可知立法者認為，必於「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不能行使職權」致使公司業務停頓時，方有基於維護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之立場，指派臨時管理人之必要。而若將此標準放諸大同公司案，檢視大同公司有無「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事，似亦無法得出肯定的答案。
經濟部此次作出許可處分之所以震撼各界，除有違其歷來之函釋見解外，亦與司法實務一貫見解完全不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68號判決內容，其針對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所稱之「其他理由」，即為：「本法(按：即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所稱『其他理由』，係指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禁止行使董事（或董事長）職權等而言。」，然經濟部此次純粹為回應民粹壓力，而刻意曲解法律所作成令人大呼意外的處分後，司法界將如何回應，實值得觀察。
其實，於經濟部此次許可處分作成前約莫一週，即曾有媒體指出，因大同公司市場派股東基於「特別考量」，並未如經濟部預期：以公司法第17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先請求大同公司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俟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大同公司市場派股東再報請經濟部許可，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故該媒體研判經濟部將遵循歷來函釋見解，「依法」駁回市場派依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規定所為之申請。而當時大同公司市場派股東之所以堅持以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規定逕向經濟部申請，據傳可能與仍纏訟之「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一案有關。該案於108年10月30日經臺灣高等法院宣判，認定大同公司106年5月11日股東常會所為之董監事改選案之決議無效(按：依判決主文，現任董事林郭文豔、張益華、陳守煌、蔡勝文、李龍達、蘇鵬飛及劉宗德等人於106年5月11日股東常會之改選決議為無效)，換言之，如按照高等法院之判決，大同公司因前次董監事改選決議無效，或可能出現「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不能行使職權」之情形，進而產生「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可能，然而，大同公司對此則判決已委任律師上訴至最高法院，故該案現仍尚未確定。甚者，針對同一場106年5月11日之股東常會所為董監事改選案，另有高等法院判決認定係合法無瑕疵。從而，大同公司市場派於現在這時點以「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不能行使職權」為由，請求經濟部准其依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召開股東會，可謂完全沒有確定判決可為其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