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論是這三部組曲的核心，但美國從1990年代起的交往政策真的失敗了嗎？且不論在這一段期間，交往政策帶來的一些好處，例如全球貿易的擴張、美國本身也日漸富裕，即使從失敗論的核心主張來看，也頗有問題。事實上，美國學界對失敗論的看法，也是言人人殊，並無定論，只是川普政府把它拿來當罰酒論的理由而已。
失敗論認為中國大陸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走向政治自由化，但別忘了，至少在胡錦濤時代，大陸是比以往更為開放。即使習近平時代有緊縮與加強控制的趨勢，但這也說明正是因為大陸社會的自由氛圍日漸濃厚，因此才有緊縮與控制的作為。
現代化非線性發展
現代化本來就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說得好，以中國而言，現代化理論在短期來看或許是錯的，但長期來看，現在仍言之過早。然而美國政府似乎對現代化理論失去了信心與耐心，也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了信心，才會把失敗論拿來當藉口。
對於失敗論，曾在布希政府服務的美國學者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的評論，可說是一針見血。他指出：「（與中國大陸）和解的主要目的，從來不是把它當成改變北京根本利益的工具，而是要認知雙方共同利益並且與中國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
換言之，失敗論根本是打錯了靶。不僅如此，他認為失敗論反映了美國霸權的心態。「對他們（失敗論者）而言，連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銀行也是失敗，因為在他們眼中，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才是國際秩序。
依此邏輯，美國政策可被視為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中國停止變得更強大，或者不再依其實力尋求更大的影響力。像這樣的標準，不切實際，而且對於美國如何處理實力與影響力日漸強大的中國，無法提供任何指引。」大概沒有人說得比他更坦白，更透徹了。
中國大陸真的不是國際社會上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嗎？中國大陸簽署了氣候變遷的巴黎協議、成立亞洲基礎建設開發銀行、中國已是一百二十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創造了另一種格局的全球化）、發起金磚五國、在上百國家興建電廠、通訊網路、鐵公路等基礎設施、透過多個「多加一」（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多邊模式啟動多邊合作等等，這些作為在美國眼中，並非視而不見，而是視之為威脅，視之為交往政策的失敗，因為這些都不在美國的領導與控制之下。總而言之，美國長期的霸權早已養成了美國中心主義的心態，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罰酒論難以成功
川普政府把失敗論掛在嘴上，為的是推動罰酒論，但失敗論並不足以做為罰酒論的理由。沈大偉（David Schambaugh）在2016年出版「中國的未來」（China’s Future）一書，雖然也接受失敗論，但他認為兩國的重要責任是學習如何管理競爭，也就是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