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龐畢歐7月23日在尼克森圖書館的演講，赤裸裸地指中共為「新暴政」，並高舉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對立的大旗，他認為「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思想政權，」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深信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
龐畢歐似乎很有信心，「自由世界過去打倒過暴政，今日我們也可以」，而他的信心則是「因為中共重複了些蘇聯曾犯的錯誤—疏遠潛在盟友，破壞國內外信任，拒絕賦予人民財產權和可預測的法治社會。」這篇檄文式的演講，沒有說出多少道理，但說出了川普政府心中所期待的改變，是中共政權倒台，這才是他們所界定的勝利。
三部組曲是戰略思維的貧乏
龐畢歐的發言，有其一脈相承的戰略思維。外交政策是戰略思維的延伸，美國對中外交政策的改變，反映的正是戰略思維的改變。川普政府對中外交政策的改變，有如急轉彎，可見其背後的戰略思維亦有劇烈的變化。川普政府的戰略思維，有如三部組曲，由「欺騙論」、「失敗論」與「罰酒論」所構成。要了解川普的對中政策，就必須了解這三部組曲。
欺騙論以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15年出版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為代表。白邦瑞長期在情報界工作，這本書還使他獲得中央情報局局長傑出貢獻獎。這本書反映的不只是白邦瑞個人的想法，而是川普團隊對大陸的認知，這一點由川普言論即可見端倪。
例如川普認為中國大陸佔美國便宜，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不知感恩等等。這本書把中國大陸描繪成戰略欺騙的高手，從這個觀點來看，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也成了欺騙的代名詞。
該書指出，美國從尼克森總統一路以來是如何協助中國大陸發展，但大陸則是不知感恩，未來更想要取代美國，而他自己和其他官員則是過於一廂情願。他說中國大陸「過去騙倒了我和美國政府…他們的舉動說明了美國有史以來最有系統、最為關鍵，也最危險的情報大失敗。」可以說，整本書就是在說明美國對中國大陸提供的援助有如此多，而中國大陸欺騙美國有如此深，原來中國真正的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
在欺騙論之下，中國成了騙子，接下來就是失敗論上場了。龐畢歐的演講已經明白指出：「與中國盲目掛鉤的舊典範已經失敗了。」毫無疑問，這已是整個川普政府的共識。所謂失敗論，簡言之，是指美國過去四十幾年來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政策，其三大目標並未實現，包括：
（一）經濟現代化會導致政治自由化；
（二）中國會成為國際上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三）中國不會挑戰美國主導的安全架構。
貿易戰皆是「罰酒」
欺騙論是失敗論的藉口，失敗論則是罰酒論的前提。欺騙論隱含了兩個藉口，一個是中國的欺騙，另一個是美國的善良。一個善良的人碰到了騙子，豈有不失敗的道理，因此美國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善良，必須改弦更張，拿起棒子。換句話說，過去美國是對中國敬酒，但中國欺騙不吃，現在要改罰酒，強迫中國喝下去。
龐畢歐的演講描繪了一幅很恐怖的景象：「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那麼中共最終將侵蝕我們的自由，顛覆我們艱辛建立的法治秩序。如果我們就此屈膝退讓，我們的後代子孫可能要看中共的臉色度日。」此所以川普政府不僅自己要逼迫中國大陸喝下罰酒，更想結合其所謂的新民主聯盟，共同施壓中國大陸。
從川普上台後，先是一波接一波的貿易戰，接著針對中興、華為、TikTok、騰訊等企業，把留學生當間諜，在南海的軍事行動，強制關閉休斯頓總領事館等等，杯杯都是罰酒。
然則，欺騙論、失敗論與罰酒論這三部組曲，符合事實嗎？不符合事實的戰略思維，又如何能夠發展出有效的外交政策？除此之外，由這三部組曲可以看出川普政府戰略思維的貧乏。
欺騙論不符事實
欺騙論乍聽之下似乎有理，但禁不起事實的檢驗。龐畢歐在演講中說雷根對蘇聯的政策是「信任，但要驗證」，現在他們對中國大陸則是「不信任，且要驗證」，然而，美國對中國大陸何嘗有過信任。在我人看來，川普政府的做法根本是「不信任，且不驗證」，因為說你有問題，你就有問題，就像美國對華為、TikTok威脅國家安全的指控一樣，並沒有什麼堅實的證據為基礎。
中美之間彼此的戰略不信任（strategic distrust）是從雙方開始交往後就一直存在的問題，因為它根植於雙方體制上的差異以及強權之間的競爭結構下，換言之，雙方對彼此都有戒心，之所以發展這麼多的對話機制，也就是希望處理戰略不信任，只是效果有限而已。
美國對中國大陸研究如此之多，如此之深，豈會輕易被中國大陸欺騙。何況，追求中國之富與強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之想望，美國又豈能佯裝不知。再者，一個國家經濟快速成長，國力水漲船高，本來就是正常之事，而中國隨著實力的增加，追求其相應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亦屬可預期之事，美國難道也會天真不知。
美國不是被欺騙，而是震驚於中國大陸在二十一世紀崛起的速度。
失敗論是霸權心態
至於失敗論，也未必符合事實。要了解失敗論，須先了解美或交往政策的來龍去脈。美國與中國大陸交往始於尼克森，雖然那時候尼克森在外交事務期刊上有這麼一句話：「長遠來看，我們擔不起把中國永遠排除於國家之林外…直到中國有所改變，全球才能安全。
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誘發變化。」然而，尼克森改變戰略的主要目的還是聯中制蘇，這才是美國對中政策的主軸，至於誘發改變，恐怕當時美國政府誰也沒有拿它當一回事。
尼克森聯中制蘇的戰略是成功的，但蘇聯垮台之後，美國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政策就需要一個新的論述。此時，誘發改變才上場成了中繼投手。柯林頓總統提出的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概念，代表了美國在論述上的一個轉變。
1993年，柯林頓的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佛（Warren Christopher）亦表示美國尋求「透過鼓勵中國這個又大又重要的國家內部經濟與政治自由化的力量，能經由廣泛、和平的演進，從共產主義走向民主政治。」柯林頓自己也說：「我們愈把中國帶進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愈能給中國帶來改變與自由。」
繼任的幾位總統也都發表類似的觀點。小布希認為，「經濟自由會創造自由的習慣」，「與中國自由貿易，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指出，「中國領導正發現經濟自由是國家財富的泉源，他們遲早也將發現，社會與政治自由是國家偉大的泉源。」
歷任總統曾期待透過經貿合作，提升大陸自由
國家戰略報告應可反映政府的戰略，可見美國政府相信，透過雙方的經貿關係，會提升大陸人民的經濟自由，而最終走向社會與政治自由。值得一提的是，布希的副國務卿羅勃‧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提出了「負責的利害關係人」這個觀念，這是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期待與要求。
歐巴馬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基調並沒有太大改變，仍然強調與中國建立有效的伙伴關係，而且要在互利與互重的基礎上深化合作。2010年的報告指出，「我們將持續追求與中國建立正面的、建設性的，而且全面的關係。我們歡迎中國在與美國與國際社會合作之下，扮演負責任的領導角色，以推動像經濟復甦、面對氣候變遷以及核武不擴散等優先事項。」
在這一段期間，中美貿易不斷增加，而且隨著大陸的開放，雙方的交流層面也不斷擴大與深化，雖然沒有具體資料，但依美國的紀錄，美國政府應該也把手伸進了大陸社會。這樣的關係，到了2010年，就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因為中國大陸在這一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歐巴馬就提出了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戰略。
歐巴馬第二任內轉為中美競爭
到了歐巴馬第二任期，中美之間的競爭氛圍就已相當濃厚了，川普一上任，雙方很快進入戰略競爭時期，大陸成了修正主義者（欲改變國際秩序），今年七月更被戴上了「新暴政」的帽子。
失敗論是這三部組曲的核心，但美國從1990年代起的交往政策真的失敗了嗎？且不論在這一段期間，交往政策帶來的一些好處，例如全球貿易的擴張、美國本身也日漸富裕，即使從失敗論的核心主張來看，也頗有問題。事實上，美國學界對失敗論的看法，也是言人人殊，並無定論，只是川普政府把它拿來當罰酒論的理由而已。
失敗論認為中國大陸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走向政治自由化，但別忘了，至少在胡錦濤時代，大陸是比以往更為開放。即使習近平時代有緊縮與加強控制的趨勢，但這也說明正是因為大陸社會的自由氛圍日漸濃厚，因此才有緊縮與控制的作為。
現代化非線性發展
現代化本來就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說得好，以中國而言，現代化理論在短期來看或許是錯的，但長期來看，現在仍言之過早。然而美國政府似乎對現代化理論失去了信心與耐心，也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了信心，才會把失敗論拿來當藉口。
對於失敗論，曾在布希政府服務的美國學者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的評論，可說是一針見血。他指出：「（與中國大陸）和解的主要目的，從來不是把它當成改變北京根本利益的工具，而是要認知雙方共同利益並且與中國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
換言之，失敗論根本是打錯了靶。不僅如此，他認為失敗論反映了美國霸權的心態。「對他們（失敗論者）而言，連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銀行也是失敗，因為在他們眼中，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才是國際秩序。
依此邏輯，美國政策可被視為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中國停止變得更強大，或者不再依其實力尋求更大的影響力。像這樣的標準，不切實際，而且對於美國如何處理實力與影響力日漸強大的中國，無法提供任何指引。」大概沒有人說得比他更坦白，更透徹了。
中國大陸真的不是國際社會上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嗎？中國大陸簽署了氣候變遷的巴黎協議、成立亞洲基礎建設開發銀行、中國已是一百二十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創造了另一種格局的全球化）、發起金磚五國、在上百國家興建電廠、通訊網路、鐵公路等基礎設施、透過多個「多加一」（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多邊模式啟動多邊合作等等，這些作為在美國眼中，並非視而不見，而是視之為威脅，視之為交往政策的失敗，因為這些都不在美國的領導與控制之下。總而言之，美國長期的霸權早已養成了美國中心主義的心態，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罰酒論難以成功
川普政府把失敗論掛在嘴上，為的是推動罰酒論，但失敗論並不足以做為罰酒論的理由。沈大偉（David Schambaugh）在2016年出版「中國的未來」（China’s Future）一書，雖然也接受失敗論，但他認為兩國的重要責任是學習如何管理競爭，也就是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
希拉蕊的顧問克特‧凱貝爾（Kurt Campbell）亦是主張失敗論的學者，並認為川普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對過去假設的質疑，是「正確的方向」，但他也擔憂川普的對中政策是只有對抗而沒有合作而使美國承受相當風險。川普政府從失敗論一跳到罰酒論，並非邏輯的必然，而是霸權心態作祟所致。
罰酒論就是要透過外在強硬的手段逼迫中國改變，最終導致中共政權的倒台。川普政府用冷戰時的語言，以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對立的二分法來孤立中共，但現在不是過去的冷戰時代，格局大異，這樣的說法反而凸顯川普政府已經辭窮，毫無想像力可言。
更重要的是，美國過去有不少企圖改變他國的紀錄，但多是失敗的例子，伊拉克及阿富汗即為顯例。川普政府以失敗論為理由而採取罰酒論，只是一廂情願，難以成功，因為：
（一）單憑美國本身難以成功，因此美國必須形成一個具有更大壓迫力道的聯盟，可惜龐畢歐的新民主聯盟，目前國際上似乎興趣缺缺。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赤裸裸地展現霸權心態，這些都看在國際社會眼中，川普政府本身早已失去了道德的號召力，又怎麼可能形成聯盟！
（二）對手實力的強弱自會影響罰酒論的成功。如果對手實力不足，或內部有重大紛歧，罰酒論可能有效，但中國大陸顯然不是昔日吳下阿蒙，不僅內需市場大，也是一百多國的最大貿易國，美國的罰酒，中國顯然拒絕不喝。
（三）罰酒往往損人不利己，美國也必須有長期忍受罰酒代價的能耐。換言之，這是一場持久戰，美國能耐得住嗎？
（四）中國的角色已深深嵌入當前的國際體系中，而且有其獨立於美國之外的影響力，美國的罰酒力道已被這個情勢化解一部分。
（五）美國的罰酒論說不定反而會加速中美實力的逆轉，一方面，中國已在盡全力彌補自己的短板，避免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罰酒論不僅無法造成中國內部的分裂，反讓中國更為團結以對抗美國。
川普政府的三部組曲，是赤裸裸的霸權，喬治‧肯楠（George Kenan）的長電報則是戰略洞見，二者層次差了一大截，難以相比。川普政府的三部組曲，不符事實，無法形成和諧的曲調，最後只能難堪下場。看到美國二戰後所建立的基業，被川普政府如此糟蹋，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三部組曲或許既是一個時代的尾聲，也是另一個時代開始的序曲。
＊作者為前海基會副董事長。本文原刊《遠見華人菁英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