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畢業前我面臨要做哪一科醫生的選擇。在我那個年代，內外科婦產科小兒科被叫做四大科，就是比較熱門、比較多人想從事的科。我那時選擇精神科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在學生時曾經擔任過生命線志工，如果有人要自殺打電話來，我們就會接電話盡量想辦法了解他的問題，替他找尋資源看如何幫忙，安排進一步治療。在學生時期我常去生命線值班接電話，當時我就感覺人不僅只有肉體會生病，其實精神與心靈上也會有問題，家庭或社會、經濟的問題也會讓一個人想要放棄性命。
第二，我喜歡讀課外的書，所以社會、文化、哲學、文學、政治等各個主題我都很感興趣，且都有參與。我覺得精神科在醫學分類中不單純是學習用藥或開刀的自然生物科學，精神科會考量到病人在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挫折、打擊，或者家庭遇到什麼不利的因素，所以我認為精神科還包含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因此我對精神科較有興趣。
第三，因為我在學生時期從事服務工作，到山地做了服務原住民的工作後，對於「服務」最深的體驗就是「沒人要做的工作，你撿來做。」假使一個工作有很多人在爭取，其實就不缺你了。同樣的，沒人要去的地方，你去！大家都跑到都市，你就去偏遠地區。既然讀醫學，大家都往熱門科別跑，那麼社會上就不缺乏這些科的醫生。在我那個年代，精神科是少有人甚至沒有人要做，既然我有這種服務奉獻的想法，就來走這條別人比較不想走的路，照顧較不被照顧的患者。那個年代沒有全民健保，家庭中若有精神病人，不但病人本身無法工作，家中照顧的人也無法工作，加上病患若無醫療保險，需要長期負擔的醫療費用會讓家庭經濟無法維持，所以很多病患被家屬所放棄。
剛開始我到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精神科醫生。其實那時我也很想回去高醫擔任住院醫師，但因為我在學生時代差點被退學，是學校的黑名單，所以我若想回學校服務，不論申請哪一科，教官都會出來阻擋。很多老師都跟我說，他們受到壓力，所以無法讓我回學校任職。
其實，不僅無法回去做醫師，畢業後將近10年的時間，連學生邀請我返校演講都會被阻擋而無法成行。在戒嚴未解除前，我都被學校教官封鎖，因為他們怕我會影響學生。
白天照顧病人，下班忙辦雜誌
當時在市立療養院有位在學運中認識的朋友楊庸一醫師，他是台大畢業的。在台大的時期，他和同為台大醫學院學生的王溢嘉，因為辦刊物而和台大法律系的洪三雄、陳玲玉變成常常在一起的朋友。當時楊庸一、王溢嘉、洪清森、洪三雄、陳玲玉、林嘉誠、周弘憲、卓垚龍等人是台大的學運份子，他們後來在台大發動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以及重要的民族主義論戰。其中統派的人有陳鼓應、王曉波，國民黨就是馬英九、馮滬祥，而台派就是這一群朋友。當時楊庸一已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住院醫生，所以邀我到市立療養院，另外還有一位鄭泰安，他也是台大畢業後來到市療工作，所以我在市立療養院擔任住院醫生期間還真不寂寞！
我們白天上班看診照顧病人，下班就去黨外雜誌幫忙，那時我去幫忙的刊物有康寧祥的《八十年代》、許榮淑的《深耕》、周清玉的《關懷》雜誌……。而鄭泰安的《夏潮》雜誌是屬於社會主義甚至有統派思想，是陳映真這些人在背後支持。《夏潮》總編輯是蘇慶黎，蘇慶黎的父親是台共，第一代日治台共蘇新。蘇慶黎是才女，但因為父親的關係，她是親共的思想。鄭泰安和蘇慶黎在交往，所以支持《夏潮》，楊庸一下班就去辦《當代醫學》，王溢嘉則在做《健康世界》。當時我們一群人白天看診，下班各自忙雜誌，到晚上再回宿舍，整個晚上大家都因為關心台灣政治，話題講不完。
當時還結交了一位好朋友就是吳念真，本名叫吳文欽。吳念真白天在市立療養院圖書館打工當管理員，晚上再去大學夜間部上課。我每次拿回黨外雜誌都交給他，請他將雜誌放到圖書館。院長每次到圖書館會發現館內應該都是放醫學刊物，為何會跑出黨外雜誌？吳念真攏小聲說是陳永興拿回來的。那時我和吳念真是很好的朋友，有時下班大家會在醫院打乒乓球或排球，日子過得很快樂。吳念真從學生時期開始就和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後來他寫小說、做導演拍片與製作廣告成為有名的文化人。但他一直都很支持我所做的事，我去花蓮參選他也去花蓮支持我，我到聖母醫院為籌建老人醫療大樓募款，他也義務來拍廣告片幫忙募款，後來辦《民報》也獲得他的支持。
在精神科的領域，我有做幾件自認為對台灣社會很重要的事。
全台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
第一項就是我第四年擔任住院總醫師時，台灣社會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有個精神病人拿著一桶硫酸去北市螢橋國小向2、30個學生潑灑。當時媒體大篇幅報導這件事，但都是負面內容，指稱精神病患像不定時炸彈、吃人老虎、危險就在你身邊……種種強調精神病人的危險。我當時看到這樣的報導覺得很難過，精神病人若未得到很好的治療，在社會上也會闖禍。那個事件讓整個社會對精神病患更驚恐，原本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就很忌諱，不喜歡到精神科就診，甚至病人也認為自己沒病，致使治療困難重重。這個事件相關的負面報導讓人對精神病患更加排斥，也越不能接受他們的存在。那時我就在想到底台灣社會有多少精神病患未得到照顧而被放逐在社會中，才會出事。院長葉英堃教授剛好在這時向行政院研考會提出一個計劃，要調查全台灣精神病人數、精神病院病床、全台灣精神科醫生的人數，提供什麼樣的治療，所以我和葉教授兩人用3個月時間，從屏東開始到高雄、台南、嘉義一路北上，再繞到宜蘭、花蓮到台東，環台一圈完成調查。這次的經驗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衝擊，因為前4年我是在全台最好的精神科醫院服務，那裡像是精神病患的天堂，在台北市立療養院的病患受到最好的照顧與治療。當我環台一圈看到很多精神病患的實況，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我發現自己是在「天堂」（指北市療養院），只需照顧少數病患，相反的，其他機構卻有多過幾十倍的病人，受到如地獄般待遇。
根據調查，當時全台不論公私立共有80間收容、照顧精神病患的醫療院所，在我看來真正好的不到10間，其他攏是非常落後，用現代精神醫療的標準看來根本不合格。舉個簡單例子，一間私人的精神病院收容了5、600個患者，卻只有一個醫生，而護理師不到5位，也無社工師、心理師或職能治療師，而5、600個患者在那裡不可能出院，攏是「關」到死；甚至連在那裡服務的醫生可能也沒受精神科醫師訓練，只是退伍軍醫。那個年代並不重視精神病患，家屬只能放棄治療，找個地方收容病患，政府也是抱持著這種心態。所以當時有很多所謂「路倒病人」（倒在路邊的患者），不是被收容到游民收容所就是送到私人精神病院「關」起來。因為不會去找他的家屬，所以也沒人替他付醫藥費，最後就是由社會服務單位或社會局編經費，依據收容病人數編列預算，所以當時台灣很多賺這種錢的機構，只是收容病患而無治療行為。
當時全台灣精神病患住院者約有6,000床，但真正積極得到治療，能夠出院甚至重回家庭、學校，甚至工作單位的，可能不到1,000床。剩下5,000床都是被收容在如病人倉庫的狀況。我發現實際情況後，內心深感驚恐。
當時全台有僅有約100位精神科醫生，病況較嚴重的精神病患約有2、3萬人，較輕微的病患約有近20萬人跑不掉，加上那個年代也無《精神衛生法》，所以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病患的人權。在我們完成調查後，院長葉英堃寫了份報告呈送行政院研考會，提出精神科應該要有評鑑，即是收容多少病患要有多少專業人力配置……等關於醫院的建議。
當時，我們也建議因缺乏足夠的精神科醫生，希望衛生署能設獎學金鼓勵醫學系學生畢業後加入精神科，假設他願意選擇精神科，就能領獎學金，這項建議與精神科評鑑後來都有實施。後來我們也提議《精神衛生法》，希望保障精神病患的人權。葉教授是以學者身分向政府提出正式建議，但是政府要做多少?或能編列多少預算？是否能通過法案？則非其所能決定之事。
飛入杜鵑窩 關懷精神病人
因為從學生時期就走社會運動，衝撞、批判體制，所以我的做法是走入民間，呼籲社會大眾關心病患人權，我寫了一本書叫《飛入杜鵑窩》，把自己看到很多病患悽慘的故事寫入書中。書名《飛入杜鵑窩》是因為當時美國有部電影《飛越杜鵑窩》，內容描述精神病人因為在醫院受到很不人道的待遇、不好的照顧以致於每天都想逃脫精神病院，所以叫「飛越」，而「杜鵑窩」就是精神病院的代名詞，該部影片因為獲得奧斯卡獎而引起很大迴響。
我寫的《飛入杜鵑窩》則和美國電影《飛越杜鵑窩》相反，電影裡的病人是想飛出去；我是一個精神科醫生，所以是要「飛進去」那些設備不好、服務很差的精神病院，要來救這些患者。
我寫《飛入杜鵑窩》，就像學生時代寫《山地服務在霧台》是要關心偏鄉原住民，因為現在擔任精神科醫生，我就鼓勵大家要來關心精神病人，抱持著同樣的心情與想法。該書在那個年代也備受重視，這是台灣第一本討論精神醫療病人實際受到的待遇與專業醫師提出建議的書。這本書出版後很多社團邀我去演講，也有很多媒體來採訪。
我用做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引起民眾對精神病患的關心，我到很多大學、扶輪社、獅子會……等社團演講，並用幻燈片呈現實際狀況，後來也引起媒體重視。我記得在電視只有三台的年代，有位華視女記者採訪我，她問我有關精神醫療的情況與要如何改善，我給她看了很多幻燈片，她看過以後眼眶泛淚哭著說：「沒想到，台灣社會有這種黑暗的角落，竟還有那麼多病患受到比動物還不如的待遇……」但她也告訴我，這些真相恐怕無法完整在電視台報導出來。
在戒嚴的年代，華視是軍方的媒體，尤其我指出政府沒有照顧精神病患。那時我還年輕、脾氣不好，就出口罵人：「記者不報導真實，如果整天歌功頌德，那妳就不要做記者。」現在回想起來，有點不好意思，但那是我真實的心情。全台調查完成後，想要做的就是如何改善精神醫療的品質。
現在有許多人對待寵物是「惜命命」，與狗同睡，把狗洗得「水噹噹」，但過去有精神病患是整年沒有洗澡，甚至被關在籠子內，大小便都在同一區域，待在一般人都受不了的環境，生活在不見天日的角落。我為了鼓勵更多年輕醫學生投入精神科領域，在北醫和高醫極力推廣也帶動很多人投入精神科，像高醫王興耀、李宇宙、王浩威，北醫蔡尚穎、潘建志等都走上精神科，且有很好的表現。
＊作者曾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國策顧問，曾任職於台北市立療養院與台北醫學院精神科、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院長、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羅東聖母醫院院長。現任門諾基金會、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回憶錄《我的人生交響曲：陳永興七十自述》（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