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大工業國，正在走向與中共國在科研上脫鈎的方向，到那時，世界同步發展，中共瞠乎其後，國力日下，國勢日弱，後果不堪想像。──顏純鉤
習近平發動了「第三次革命」嗎？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認為，習近平執政以來在中國發動了「第三次革命」。
若粗略地以三十年為一個階段，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的第一個三十年是「第一次革命」，即毛的革命，毛的關鍵詞是「鬥爭」。毛一生都沒有停止過鬥爭，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與國民黨鬥、與美帝鬥、與蘇修鬥、與黨內「走資派」鬥，其樂無窮。所以，毛時代大多數處於政治傾軋、社會動亂和經濟貧困狀態，中國並未擺脫「一窮二白」的命運。
從一九七九年開始的第二個三十年是「第二次革命」，即鄧的革命，鄧的關鍵詞是「改革開放」。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控制方面有所放鬆，在沿海地區引入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經濟保持令世界驚訝的高增長率，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理念無法繼續凝聚民心並為中共統治提供合法性闡釋，各種社會矛盾愈演愈烈。
從二零零九年開始的第三個三十年則是「第三次革命」，即習的革命，習的關鍵詞是「中國夢」——當然，我並不認為中共的極權統治可以再繼續三十年。易明認為，習近平為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畫下句號，開啟了自己的時代。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由習近平領導下的激進中央集權；政府加強對社會的滲透；構築無形規章與限制墻，對理念、文化與進出中國的資金施加更嚴厲的控制；以及大舉投射出中國的國力。
一般而言，一個政權的外交是其內政的延續，其外交與內政的邏輯應當是一致的。易明卻發現，習近平一方面再次主張政府對中國內政與經濟生活的控制，一方面在國際上扮演更具野心與擴張的角色。習近平的內政與外交南轅北轍，一個人不可能同時追逐兩個天南地北的目標。用易明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沒有展現出全球國家特有的屬性，更沒有出現一位支持政治與經濟價值與體制自由的領導人」、「中國是一個不自由的國家，卻想在自由的世界秩序中爭取領導權」。所以，她呼籲國際社會對習近平的野心加以反制，才能保護自己；她也堅信習近平的中國夢剛剛開始就註定了必然失敗：「比較史學沒有站在習近平這一邊。儘管世界上有些地區也出現民主倒車現象，但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所有重要經濟體都是民主體制。」
易明的「第三次革命」的概念以及三個三十年的時期劃分，看似簡單明快，卻也有其盲點與局限。她誇大了習近平個人對中共政策的影響力，也誇大了習近平與後鄧小平時代執政的江澤民與胡錦濤之間的差異。中國往左轉或者說帝國意識膨脹的轉折點，不是二零一二年習近平接班，而是二零零八年——主要的變化在胡溫時代後期就已全面展開。二零零八年，美輪美奐、萬國來朝的北京奧運會，堪比納粹德國在一九三六年舉辦的柏林奧運會；四川大地震中，執政當局發現民間社會的巨大潛力與活力，由此開始新一波嚴酷打壓；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之後民主力量的最大一次集結，以劉曉波被捕並被判處重刑畫上句號——抓捕並重判劉曉波的是胡溫，後來害死劉曉波的是習近平，胡溫並非慈眉善目的好人，習近平只是加碼了胡溫的暴政。
國有企業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嗎？
習近平時代重要的經濟政策「國進民退」在胡溫後期就已經開始推行，習近平則將此政策大大加速。
在中國，國有企業是政府的代理人，國有企業負有為北京推動戰略目標的任務，它一直在天然資源開採、基礎建設發展這類領域達成政府的政治和經濟目標。中共官方文件指出，國有企業「是黨和國際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易明發現，在對待國有企業的態度上，李克強與習近平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分歧。李克強曾經說過：「要對僵屍企業、產能過剩企業狠下刀子。」所謂「僵屍企業」就是連續虧損三年、環保與科技水準沒有達到標準、不能配合國家工業政策，以及極度仰賴政府或銀行才能生存的企業。李克強還希望讓國有企業「減肥瘦身」。但李克強很快被習近平剝奪了經濟政策的決策權，成為中共歷史上最弱勢的總理。
習近平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的思路是「大就是美」，這符合他在其他領域好大喜功的風格。習近平重用的國資委主任蕭亞慶說：「我們這個事業的規模愈大愈好。」二零一二年，中國有兩百七十五起國企合併案；到了二零一四年，增加到四百八十一件。二零一五年，中國遠洋運輸集團與中國海運集團合併組成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二零一六年，中國兩家最大的水泥廠中國建材集團與中國中材集團合併，兩家最大的國營鐵路公司和兩家國營電力公司也整合了。經過一系列的整合，八十三家中國國有企業登上世界五百強榜單，排名二、三、四的分別為中國國家電網、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石油化工集團。這樣的排名大概能夠滿足習近平的虛榮心，但無法掩蓋中國國企面臨的危機——實際上，國有企業債台愈筑愈高，繼續揮霍寶貴的貸款，提供的新就業機會卻寥寥無幾。
習近平缺乏經濟學常識，卻要像毛澤東一樣壟斷經濟政策的決策權。鄧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卑之無甚高論，只是將毛時代鐵桶一般的計劃經濟鬆綁，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因素而已。計畫經濟必然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早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大師海耶克之前，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俄羅斯經濟學家鮑里斯·布魯茲庫斯（Boris D. Brutzkus）就針對蘇俄當局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被蘇俄政權驅逐出境，更多的俄國知識分子因為對蘇俄經濟體制提出負面看法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指出，在這種中央集權的國有體制之下，工人淪為奴隸勞工，千百萬農民走向毀滅。「在蘇俄的經濟經濟中，從中央政府到每個小部門，經濟管理必定都是政治管理；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利益必須到處服從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企業不論大小，前面必定站著一個政治上的自己人——共產黨人。管理著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不是專家而是外行，這也是該體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布魯茲庫斯認為，蘇俄的計畫經濟是一個完全從政治出發設計的經濟制度，該制度徹底無視民眾的需求。經濟制度成為政治的附庸，說明市場的主導力量從民眾經濟生活中被徹底排除，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七十年代，蘇聯政權終因經濟崩潰引發了政治崩潰。
然而，布魯茲庫斯早在一百年前就發現的真理，卻被習近平完全漠視。他的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習近平的書單中卻不會出現。國有企業不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也不是所有獨裁者的救命稻草。正如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所說：「黨的領導體系並不想削弱，反而是要強化這些國有企業。除非這些獨佔企業崩解，否則中國將無法在這個領域走向創新，或者發展出經濟規模。」 習近平雄赳赳氣昂昂地率領中國重蹈蘇俄之覆轍。
極權之下的創新是白日夢
習近平在多次講話中倡導創新，要將中國打造成「創新大國」。但是，易明指出，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夢，原因很簡單：全球化的意義就是資訊、資金與人員的自由交流，從而促成一個更加相互依存的整合世界。但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一面控制理念、人員與資金的流通，一面侈言領導全球化。這種排斥開放市場的理念與資金雖然帶來無效率與浪費，但中國領導階層為實現較為長期的戰略目標，願意付出這樣的成本。
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要的科學及管理的發明都出現在民主自由國家，正如易明所指出的那樣，發明是一種造成產品線或產業革命的突破性構想，需要智慧財產權保護、長期投資、承擔風險、接受失敗的勇氣。這些發明條件在中國及一切獨裁制度下的國家都不具備。中國唯一的優勢就是偷竊和山寨西方的各種發明。中國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厚顏無恥的、以國家的名義進行偷竊的竊賊集團。美國參議院在近期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通過「千人計劃」竊取美國的技術，該計畫的目標對像是中國出生但是在美國工作的研究者，中國以高薪或大研究室等豐厚待遇招攬他們回中國。報告認為，中國訓練該計畫的參與者對美國的智慧財產權相關機構撒謊，讓他們回到中國之後建立「影子研究室」，完全複製在美國的研究工作；或是像某些案例當中，直接竊取美國科學家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布的一份新報告稱，美國與中國學者及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直接促進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該報道研究了中美學者共同完成的兩百五十四篇論文後指出，這些論文涵蓋從化學、光電、材料科學到海軍工程等一系列主題，中國科研人員涉嫌隱瞞他們與國防項目的真正隸屬關係。報告建議美國研究機構擴大與中國合作夥伴的合作審查和盡職調查，建立共同的道德和倫理標準，以防止可能有助於威權政府或違反民主價值觀的合作。
中國的所謂「新四大發明」——高鐵、網購、移動支付、共享單車——在國際上早已淪為笑柄。易明在本書中歷數了習近平對大學、智庫、媒體等在創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構的監控和打壓，由此說明創新的種子在中國尚未萌芽就被連根撥除。就連北大和清華的院長級學者也在《科學》雜誌發表文章，公開譴責一小群官僚由上而下壟斷科技研發經費管道，使創新窒息。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的大學從圖書館中清除政治上「有害」的書籍，鼓勵學生報告教授批評政府的言論，沒有學術自由的大學，獲得再多研究經費，也不可能是創新的發源地。
易明進而發現，中國政府試圖在創新科技的投資與塑造過程中扮演強而有力的角色，要保護它免受外國競爭，結果是產生龐大的無效率、浪費與欺詐，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所謂「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中國領導人希望所有車輛都使用清潔能源，這個美好的想法沒有錯，但為了達成這個夢想，中國政府不是靠市場的力量，而是靠政府的力量，在其十二五計劃中，將替代燃料和電動車工業訂為七大新興產業之一。地方官員為了製造政績，爭先恐後上馬相關項目。然而，地方業者與電廠研發的產品在其他地方並不相容，在一個城市買來的車，往往無法利用另一個城市的充電站充電。中央各部會奮力瓜分這塊大餅：工業和信息化部點名日產為策略夥伴，科技部卻扶持本土企業比亞迪——後者大量抄襲其他國際名牌汽車的設計及技術，其生產的電動車與傳統的汽柴油車相比不但不能節能，反而更加耗能。
美國如何應對習近平政權？
易明對習近平政權基本上持負面評價，但她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建議卻是錯誤的。她雖然認為，「一旦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波及全世界，危及全球安全與繁榮的基本原則時，就應該義無反顧與中國對抗」；但她立刻又從這一立場退縮，強調美國應當採行一套「兼顧新舊政治現實的做法」：包括在外交上再接再厲，善用習近平想當全球領導人的野心，推動促使各方承擔更多責任的多邊努力。一旦中國不遵守約定或謀取不當利益，能夠更積極啟動懲罰措施，並加強美國政府的能力，讓華府更能掌握中國不斷變化的內政與外交政策。
易明所謂的美中之間應當加強「技術性的合作」，包括「美國應該與中國開發銀行合作，確使中國公司在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遵守環保、勞工與透明度的最佳實務，這對維護美國公司的競爭力至為重要」。其次，「美國還可以加入亞投行，進一步伸張它的經濟利益」。這些建議，簡直是重演農夫與蛇的故事。易明的局限在於，她一輩子研究中國，卻未能洞悉中共政權的本質是極權主義，比納粹還要邪惡和危險。她在書中大量引用親北京的各類學者的言論，諸如李成、鄭永年等，其實這些人是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是喉舌而非有獨立洞見的學者，她在某種程度上收到這些人的誤導。
易明認為中國太大，美國不能斷絕與中國在若干議題上的合作，諸如北韓、伊朗的核問題，全球暖化等。這正是傳統上民主黨人和若干共和黨建制派的思路，在過去三十年來已證明失敗了。台灣評論人楊光舜在《外交家》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拜登團隊的兩岸政策》的文章指出，民主黨決策者傾向支持美國對同盟作出更多承諾、對國際組織投入更多投資、採取多邊解決爭端機制、並處理氣候變遷問題。比如，瑞特納及小布希政府國家安全會議及國防部資深官員范騰（Richard Fontaine）建議對中國要採取「議題式的競爭」，而不是重演冷戰式的全面對抗。在氣候變遷及核武不擴散議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前國家安全顧問唐尼倫（Tom Donilon）在認知到中國科技進展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後指出，美國在科技發展上投入更多投資，並接納更多優秀移民，會是比對中國加關稅更好的反制措施——然後，所謂優秀的移民，是否包括中國派出的間諜和竊賊呢？美國如何對此進行甄別呢？楊光舜的結論是：雖然許多民主黨人的看法已經有所轉變，但要說民主黨今日的對中政策有了「典範轉移」還言之過早。尤其是他們還是主張在許多方面必須要跟中國用談判、溝通的方式，找出合作的可能。這就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習近平的野心不可能被美國「善意引導」，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與虎謀皮。因此，川普政府不再對習近平政權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將中國正確定位為首要的戰略對手。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說，美國針對中國的外交努力已經奏效，國際社會在覺醒，「潮流正在轉向」。他舉例說，有三十多個國家禁止使用不可信的華為的技術；丹麥拒絕中共對其報紙進行新聞審查的企圖並對北京在北冰洋的活動感到警覺；瑞典關閉了境內所有的孔子學院；立陶宛情報部門首次把中國列為潛在的威脅；印度禁止使用一百零六個中國的應用程序；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英國加大了在南中國海的海上軍事演練等等。美國的盟友紛紛歸隊，中國和習近平逐漸陷入孤家寡人之境地。
在這一大轉折、大脫鉤的歷史關頭，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也需要在知識結構、研究範式上作出重大調整，否則他們又將犯下當年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的致命錯誤——沒有一個蘇聯問題專家預測到蘇聯的崩潰居然如此之快。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