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最早的蒙文譯本成書於西元1251年，但已散佚不存於世（註1）。目前尚流通於世的四書蒙文本子，是1971年由蒙藏委員會在台北影印出版的蒙漢合璧四書。本書由蒙藏委員會烏占坤委員從日本攜回的1925年蒙文書社鉛印的蒙漢合璧四書微卷影印而來。
蒙文書社創辦人汪睿昌（特木格圖Temgetu）在該書的序文中寫道：噶勒桑君熱心教育，欲使聖道北行，乃於四子書詳加翻譯，自同治8年（1869）起至光緒18年（1892），積二十餘載乃竣事（註2）。此段序文一直困擾著我，因為札奇斯欽教授認為：在乾隆時已將四書由滿文轉譯成蒙文，並配發蒙古地方，作為教材，「以正人心」（註3）。
重譯四書 乾隆親題「御製翻譯四書序」
此外，蒙譯四書於1869年之前，在蒙古地方或許流傳不廣，但依舊是可找到的，例如伊湛納喜（Injannashi，1837-1892）認為已有的蒙譯四書不夠理想就把中庸又重譯了一遍（註4）。由此可證，伊湛納喜手中亦有蒙譯四書的本子。故為何噶勒桑君要再重譯四書？我認為應對四書蒙文版本做一查證，以解汪睿昌序文中的疑點。1996年3月，我在台北購得1892年版的《滿蒙漢四書》。此版本的書首有蒙文序文，接著是乾隆的「御製翻譯四書序」（1755滿蒙漢文），再下來是朱熹的序（滿蒙漢），而後就是四書本文的滿蒙漢文對照。該蒙文序文未註明何人所寫，其內容簡述大意如下：我們無意間發現了，我們土默特旗的噶勒桑君，生前依據鄂爾泰的四書滿文譯本所譯的蒙文譯本。因而集資由同治8年（1869）開始重新刻版，至光緒18年（1892）完成（註5）。
乾隆登基之初，即命鄂爾泰用滿文重譯四書（鄂爾泰卒於1745年），並以滿漢文對照方式木刻成書於1755年，乾隆並親題「御製翻譯四書序」，該序文並未提蒙文翻譯之事。經將此《滿漢四書》（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與1892年的《滿蒙漢四書》進行比對，可明顯地證明，1892 年的本子，是將噶勒桑的蒙文譯本，加上了鄂爾泰的滿漢文本子，以滿蒙漢合璧的方式木刻成書。
1979年在內蒙古出版了《全國蒙文古舊圖書資料聯合目錄》（以下簡稱《聯合目錄》），其中收錄了有年代可查之四書蒙文譯本，共有5種。誠如前述的1892年版的蒙文序文內容，引起了我對「聯合目錄」所登錄的四書蒙文版本的疑問。在內蒙古大學薄音湖教授的協助下，對《聯合目錄》所載的，四書蒙文版本，進行了查對的工作。
1. 1755年出版（滿蒙漢序文），木版印刷，6冊。
2. 乾隆20年（1755）出版（滿蒙漢）（註6），木版印刷，20冊。
3. 乾隆20年（1755）出版（大學，中庸，論語，滿蒙漢），木版印 刷，6冊。
4. 噶勒桑光緒18年（1892）出版，（滿蒙漢），木版印刷，20冊。
5. 1924年11月（註7）北京蒙文書社出版，（蒙漢），鉛版印刷，14冊。
1755年版四書蒙文譯本 應是噶勒桑所譯
經查對之後，證實《聯合目錄》所載3種1755年的本子，皆是1892年版的本子，其所以誤植為1755年的本子，應是未能細讀蒙文序文所致，而誤以乾隆欽題「御製翻譯四書序」的年代為準。而此三種版本不同之處，只是裝訂的順序有別而已。其中最明顯的是蒙文序文有的在書首，有的在乾隆的序文後面。故所謂的1755年版的四書蒙文譯本，應是指噶勒桑依據1755年鄂爾泰的滿漢四書所譯的蒙文譯本。但目前尚難看到噶勒桑的原本子，故正確成書的年代尚待查證。本文暫且將噶勒桑的本子以1755年版稱之。
另外，《聯合目錄》所載1892年版為噶勒桑的本子，是明顯的不正確，可能是受到了1925年蒙文書社汪睿昌在《蒙漢合璧四書》所寫的序文內容誤導所致。
綜上所述，四書蒙文版本的流傳應是：所謂的1755年版本，是土默特旗的噶勒桑君從鄂爾泰的滿漢四書翻譯而來。而後的版本，是土默特旗人依噶勒桑加上鄂爾泰的本子，以滿蒙漢合璧方式，於1869年重刻至1892年完成印行。蒙文書社再依1892年版本，剔除滿文部分，以鉛版印刷，於1925年出書。最後，則是由蒙藏委員會依1925年版本，於1971年影印問世。
註釋：
註1：札奇斯欽，《蒙古文化與社會》，1987，台北，P.227。孟伊德木札布，《蒙古文學史話》，1988，台北，P.252。
註2：《蒙漢合璧四書》，蒙藏委員會，1971，台北，汪睿昌序文，P.2-3。
註3：札奇斯欽，《蒙古文化概說》，1986，台北，P.101。
註4：前註書，P.102，104。
註5：《滿蒙漢四書》，1892，蒙文序文，P.2-3。
註6：《聯合目錄》誤植為（滿蒙漢）。
註7：蒙藏委員會出版《蒙漢合璧四書》的序文中及札奇斯欽的《蒙古文學與社會》，P.212，皆指蒙文書社在1925年出版了《蒙漢合璧四書》。故本文以1925年為準。
＊作者為文化部參事。1920年代，祖父海穆從阿爾泰山的科布多移居新疆。1949年，作者父親翻過帕米爾高原，再從印度轉來台灣，定居在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