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醫大教授張國城在《國家的決斷》一書中分析根本原因是，韓國的獨裁者無論如何血腥鎮壓民主運動，都不必擔心最強大的盟友跑去跟平壤的領袖站在一起。但這種外在敵我局勢的劇烈變化，卻是蔣經國當上總統後，幾乎立刻要面對的殘酷事實。因此小蔣清楚意識到，只有台灣人民是他風雨飄搖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最後支持者。這樣的差異使得台灣的民主轉型流血遠比韓國少多了，在戒嚴時期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也因此在民主化後儘管選票版圖不斷縮小，但還是被台灣社會包容而存續至今。
在影片中金載圭與朴正熙的另一心腹警衛室室長車智澈，居然都會隨身攜帶槍彈，一言不合就會出槍互相威脅，在總統身邊的行動模式直如兒戲。車智澈以保衛總統之名，沒事晚上會把坦克開上街巡遊，致使民心浮動，惹得金載圭勃然大怒。動輒就要使用致命的暴力表達自己，這就是一種當時韓國政治必定不穩的跡象。故此威權時期韓國的政治與官民關係遠比同時的台灣更劇烈暴力，也更不穩定。1979年這最後不到70天在韓國所發生的劇烈軍政權力關係的變化，從未發生在台灣。這是典型的國家大幸作家不幸，台灣民主轉型的故事本身就已極度平凡枯燥，從未看見坦克上街子彈橫飛。
今年3月前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舉辦「台灣最好的時刻」新書發表講座，筆者會後詢問了在場各位講者，傳聞已久蔣經國在美麗島事件時有密令警總情治人員，現場不開槍不殺人不調兵（憲兵以司法警察論）的三不政策，他們是否有聽過。致使高雄街頭當日出現最暴力的景象，僅僅只是警民雙方拿棍棒互毆，沒有出動刀槍等致命武器。最後相較於中壢事件人有兩人死亡的遺憾結局，美麗島事件現場無人死亡。與半年後的韓國518光州事件，軍隊肆意開槍掃人民而血流成河的殘酷場景比較，台灣人民畢竟是幸運的。
在場各位講者紛紛表示，沒聽過這樣的傳言。吳老師更是回答，民主運動本來也不一定會遇到致命暴力鎮壓，例如1989-1991年之間蘇聯解體東歐共黨垮台前的民主運動。接下來有一位當時也在場，與筆者同為台大博士生的促轉會委員回應筆者，這種幾十年來為蔣經國洗白的謊言，終究只是為了欺騙台灣人民。並痛斥蔣家父子就是罪無可逭的惡魔，不應該為他們說任何好話。
類似的困境也出現在《國際橋牌社》當中，因為真實的歷史現場實在太平和了，不利於呈現善惡黑白尖銳對決的戲劇畫面。編劇因此被迫加了不少料，比如有三軍高級將領聯名上書要求提名國防部長當閣揆，警總逮人囂張地說槍就是我的搜索票，這種從未真實出現發生在台灣的幻想歷史畫面。
但對於從未親歷過這個時代的新生代而言，這樣在鋼索邊緣的作法毋寧是有些危險的。促轉會或類似幻想歷史影劇作品的製作團隊，會不會從此成為台灣的真理部呢？用小說影劇改寫新生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會不會成為817萬人的堅定信仰呢？就像喬治歐威爾在《1984》這本曠世名著中說的，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在民進黨政府將開始的下一個四年，大家都拭目以待。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律師考試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