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何時收場？沒人看得出終點。各國都在高喊醫療資源稀缺，在醫院容量、醫務人員短缺、藥品及防疫設備不足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誰來優先使用有限的醫療資源呢？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在 〈在新冠期間稀缺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 (Fair Allocation of Scarce Medical Resource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一篇文章指出，傳染病大流行期間如何分配衛生資源必須符合醫學倫理。過去美國在流行病和其他醫療資源短缺環境中，其分配資源的原則，都集中在四個基本價值上：1) 最大化由稀缺資源產生的收益；2) 平等對待民眾； 3) 促進和獎勵醫務人員「工具性」價值，以及 4) 對最壞的情況給予優先考慮。
總體而言，大家都存在一個共識，即個人的財富不應決定誰活著或誰死去。儘管在美國，這種瘟疫般的大流行之外，不可諱言地，有錢人還是醫療資源最大的享用者，醫療通常僅限於在有支付能力的人身上，但在特殊的緊急傳染病大流行期間，稀缺的醫療資源應如何公平分配，又重新喚起大家對「人」的價值定位的思考。
這篇文章的作者除了Ezekiel J.Emanuel等服務於醫學院的醫學倫理與健康政策系多位醫學博士， 還包括法學博士及文學專業人士。文章的結論表示，在防疫期間，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必須竭盡所能，來防止醫療資源短缺。但是，如果資源確實變得稀缺，應該使用本研究提出的六項建議來制定可在各個案例之間公平、一致地應用的準則。這樣的指導方針可以確保絕不讓個別醫生來決定哪些病人可以接受救命的護理，哪些病人不需要。相反地，應該在國家醫療政策更高的權限級別上提供指南，以減輕醫師負擔並確保平等待遇。以下是「防疫期間稀缺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提出的六個建議 :
在「生命」和「天年」之間尋求「利益最大化」
第一個建議是 : 在大流行的情況下，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價值最為重要。此值反映了負責任的資源管理的重要性：很難證明要求醫護人員和公眾承擔風險並做出犧牲，以保證他們的努力將得到保存和延長。生活是虛幻的，有限資源的優先重點應該既是挽救最多的生命，又是為了最大程度地改善個體治療後的壽命。拯救更多的生命和更長的生命是專家報告的共識。它既與強調功利主義倫理學觀點相吻合，也與強調每個人生命的至高價值的非功利主義觀點相吻合。有許多合理的方式來平衡挽救更多的生命和挽救更長的生命； 選擇生命和天年之間的任何平衡都必須始終如一。
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因為時間有限，最新、最有效的醫療訊息也有限，因此優先考慮以合理的預期壽命，使能夠倖存的病人數量「最大化」；而將無差別「最大限度地延長壽命」為從屬目標；並且後者僅在比較生存可能性相似的病人時才有意義。換句話說，先救年輕人，其次才救生存可能性高的老人。在緊急情況下，研究同時建議，先不要將病人未來的生活質量和質量調整後的天年納入最大的考量中。這樣做將需要耗時的信息收集，並且會帶來道德和法律問題。但是，鼓勵所有病人（尤其是那些有可能接受重症監護的病人）在預先護理指令中記錄他們認為可以接受的未來生活質量以及何時拒絕呼吸機或其他維持生命的干預措施是適當的。
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價值意味著，患病但如果經過治療就可以康復的人要優先於即使經過治療也難以康復的人，以及未經治療就可能康復的人。
因為在大流行中整體「最大化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認為將病人從呼吸機或ICU病床上移走，以將其提供給有需要的其他人也是合理的，並且應該在入院時讓病人意識到這種可能性。當然，無疑地，從較早到達的病人撤回呼吸機或ICU支持以挽救預後較好的病人，這對臨床醫生將造成極大的心理創傷，有些臨床醫生可能會拒絕這樣做。但是，許多準則都同意，決定撤出稀缺資源來拯救他人的決定不是殺人行為，不需要病人的同意。大家必須同意這些準則，認為這樣做是符合道德的。
稀缺醫療資源應該優先給可以幫助病人的醫務人員
第二個建議是 : 稀缺醫療資源應該優先給可以幫助病人的醫務人員。重要的新冠肺炎干預措施，包括測試，PPE，ICU病床，呼吸機，治療劑和疫苗等，應該首先送給一線醫護人員和其他照顧患病病人並保持關鍵基礎設施正常運轉的人員(醫事人員)，尤其是那些面臨著很高的感染風險的醫事人員，因為培訓要花費及長的時間，使他們的工作難以更換。這些稀缺的醫療資源應該給這些工作人員享有優先權，不是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價值」，而是因為他們的「工具性價值」，包括：他們是對抗大流行病的關鍵人物。如果醫師和護士無能為力，那麼所有病人（不僅是新冠肺炎病人）將遭受更大的死亡率和生命的損失。我們雖不確定將需要呼吸機給予醫事人員，他們是否能夠重返工作崗位，但是基於他們承擔著挽救他人的高風險工作的假設，是合理也合乎道德的。關鍵工作人員的優先級別，但不能優先考慮有錢人或名人或政治上有實力的人員而被凌駕於其他醫務人員之上，這種濫用將破壞對分配框架的信任。
預後相似的病人，不應該「先到先得」
第三個建議是：對於預後相似的病人，應經由隨機分配（例如抽籤）。在疫情下既然某些病人預後可能相似，對這一些人就不是「先到先得」的分配過程來調用。不過「先到先得」仍可用於移植腎臟等資源，因為這些資源長期缺乏，病人仍可以在沒有這種稀缺資源的情況下相對生存；相反地，冠狀病毒的治療解決了緊急需求，這意味著先到先得的方法將使居住在醫療機構附近的病人「不公平」地受益。先到先得的藥物或疫苗分發會鼓勵擁擠甚至暴力。最後，先來先服務的方法意味著以後碰巧生病的人，面對時間壓力和有限的信息，隨機選擇也比試圖在一組大致相似的病人中做出更細度的預後判斷更好。
老年人提供疫苗優先服務是合理的
第四個建議是：優先次序準則應因干預而有所不同，並應該應對不斷變化的科學證據。例如，年輕病人不應優先使用預防疾病而不是治癒疾病的新冠肺炎疫苗，或實驗性的暴露後或暴露前預防。新冠肺炎結果在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中明顯較差。援引最大程度地挽救生命的價值，證明在保健工作者和急救人員之後立即為老年人提供疫苗優先服務是合理的。如果對於最高風險類別的病人（60歲以上或有並有其他疾病的病人）疫苗供應不足，則平等支持使用隨機選擇（例如抽籤）來分配疫苗。只有當流行病學模型顯示這是為了減少病毒傳播和減少他人感染風險的最佳方法時，調用工具價值才有必要優先考慮年輕病人使用疫苗。流行病學模型在確定冠狀病毒檢測的優先順序時更為重要。美國的聯邦指南目前優先考慮醫護人員和老年病人，但是保留一些公共衛生監測測試可以提高對新冠肺炎傳播的了解，並幫助研究人員針對其他治療方法以最大程度地受益。
相反，ICU病床和呼吸機是治癒性的器材，而不是預防性的。需要它們的病人面臨危及生命的狀況。基於「最大化收益」需要考慮預後，即如果治療，病人可能會存活多久，這可能意味著優先考慮年輕病人和病情較輕的病人。這與意大利的指導原則相一致，意大利的指導原則可能將重症監護的年輕病人分配給重症病人，而不是老年病人。確定抗病毒藥物和其他實驗治療的效益最大化分配方法（可能對重症病人而非重症病人最有效）將取決於科學證據。
參加臨床試驗的人可優先接受治療
第五個建議是：參加臨床試驗的人可優先接受治療。參與研究以證明疫苗和治療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人們應優先接受新冠肺炎干預措施。他們參與研究期間承擔的風險對將來的病人有幫助，因此，他們為此做出貢獻，應該有所回報。這些獎勵還將鼓勵其他病人參加臨床試驗。但是，研究的參與僅應作為預後相似的病人中的作選擇。
稀缺資源應該公平分配給不同疾病的病人
第六個建議是：稀缺資源應該公平分配給不同疾病的病人。在新冠肺炎病人和其他醫療狀況病人之間分配稀缺資源應該沒有區別。如果新冠肺炎大流行導致絕對短缺，那麼這種短缺將影響所有病人，包括患有心力衰竭，癌症和其他嚴重且危及生命的疾病，需要及時就醫。公平分配資源，將「利益最大化」的價值放在首位，適用於所有需要資源的病人。例如，對於過敏性休克，過敏性休克，需要挽救生命的插管和呼吸機支持的醫生，應優先考慮，而非第一線醫療工作者的新冠肺炎病人。
確保醫生不會即興做出可怕的決定
需要針對各種干預措施和在不同情況下平衡多種道德價值觀，這可能導致在特定情況下，對每種價值觀賦予多少權重做出不同的判斷。這凸顯了需要公平，一致的分配程序，其中包括受影響的各方：臨床醫生，病人，公職人員等。這些程序必須透明，以確保公眾對其公平性的信任。
這些公平分配程序的結果，應從此處所述的道德價值觀和建議中汲取教訓，應是確定優先次序的指導原則，以確保每個醫生都不會面臨即興決定對誰進行治療或孤立地做出這些決定的可怕任務。將這種負擔加在個別醫生身上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終身的情感傷害。但是，即使設計合理的指南也可能在即時決策和實施中提出具有挑戰性的問題。為了幫助臨床醫生應對這些挑戰，機構可以聘用分診官，直接病人護理之外的醫生或經驗豐富的醫師和倫理學家委員會，以幫助應用指南，協助進行配給決策。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