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賜海之死所以值得我們懷念，不是因為他抗議的事都是對的，都是正義的；而是他面對霸道、獨裁的媒體，敢於用他的身體，肉搏式地在鏡頭前向世人宣告，「即使我說的你不同意，但是我誓死捍衛我說話的權利」。相形之下，那些效忠黨意，躲在石榴裙下聞屁喊香的台灣政客，都應該到柯賜海的靈前向他脫帽敬禮。
柯賜海，21日上午被人發現陳屍在北投區公園，震驚國內社會，也讓國人憶起這位怪咖活躍於媒體畫面的回憶。尤其，今天我們看到媒體恬不知恥地甘心被政客及資本家收買，壟斷知識及新聞的自由市場，令人更懷念這位以無比的毅力，肉身拚搏獨裁媒體的勇士。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媒體勇士
1990年代末期起，柯賜海因涉及多起官司，為表達台灣司法不公，轉向電視媒體投訴，後來演變自主抗議的舉動。經過大量電視曝光，柯賜海成為台灣知名的「抗議專家」，其特色是站在接受電視訪問的不特定人物身後，面對鏡頭、雙手各舉起一張牌子，牌子上寫著抗議內容，因此被又封為「抗議天王」。
不論他訴求的每一個主題是否符合社會正義，但他義無反顧地向世人宣告言論自由的勇氣，以及以肉身拆穿媒體武斷、獨裁的本質，都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勇士。柯賜海懂得利用台灣新聞媒體，後因「妨礙」新聞採訪，不但曾因此入獄，還遭多數台灣新聞業者封殺禁播，之後僅能在新聞採訪其他人物時，在背後舉字牌表達立場。柯賜海另類的抗爭方式，意外受部分台灣民眾支持，被稱為「柯賜海現象」。
陶希聖「如何寫好評論文」的方法
曾為蔣中正執筆《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等書的陶希聖，在一次的演講中告訴聽眾「如何寫好評論文」的方法，他說：「人家都說對，你就說錯；人家都說錯，你就說對。人家都說好，你就說不好；人家都說不好，你就說好。」陶先生不會知道，當年在席下聽他演講的一個年輕人，我一直深記著他的這些話，並且一直影響了我日後的寫作以及性格。可不是嗎？對中有錯；錯中有對；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寫評論文，如果人云亦云，豈能出佳作？只有獨立思考，才能發別人所未見。
我們的思想正被重塑我們信仰的人擺佈
事實上，自人類誕生以來，控制他人的思想、行為和行動的願望就一直很普遍。從古埃及人和聖殿騎士團使用強制性勸說，到今天的電子干擾和數位「轟炸」，我們一直任由那些希望重新規劃我們的思想和重塑我們的信仰的人擺佈。瑪麗・D・瓊斯、拉里・弗萊克斯曼（Marie D. Jones, Larry Flaxman）的《思想戰爭：政府、媒體和秘密社團的思想控制、監視和社會工程的歷史》（Mind Wars: A History of Mind Control,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by the Government, Media, and Secret Societies）列舉引人入勝的故事：古代嘗試使用施法、魔藥和儀式進行精神控制；邪教和心理重編程的使用；更現代的精神控制技術，從催眠、藥物和電擊到輻射和精神驅動。電子騷擾技術和幫派跟踪的美麗新世界。人類思想的內在邊界是隱私的最後堡壘。但我們真的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嗎？答案可能會讓你震驚！我們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會不會就少了柯賜海的那股抗議的勇氣？
宣傳之於民主就像大棒之於極權國家
這次台灣的九合一選舉，幾乎大多數的選民都被媒體的宣傳劃分成藍綠白三種顏色。而事實上，藍綠白的黨員只佔了全部選民的40分之1。那些自以為可以逃脫顏色劃分的「獨立思考」選民，到投票的那一刻，還是免不了受到「棄保」效應，「含淚」投票給不是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
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媒體控制：宣傳的驚人成就》（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中說：「宣傳之於民主就像大棒之於極權國家」。大眾媒體是美國進行宣傳的主要工具，無論是慫恿公眾積極參與，或是進行對公眾的操縱和控制。從對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的公共信息委員會 （Creel Commission） 如何「在六個月內成功地將和平主義者轉變為歇斯底里、好戰的民眾」的考察，到老布希 （Bush Sr.） 的伊拉克戰爭，諾姆．杭士基考察了大眾媒體和公共關係如何行業已被用作宣傳來獲得公眾對參戰的支持。他進一步探討了現代公共關係行業如何受到沃爾特・李普曼的「旁觀者民主」理論的影響，在該理論中，公眾被視為「困惑的群體」需要指導，而不是授權；以及美國的公共關係行業如何專注於「控制公眾思想」，而不是告知公眾。
記者不只是報導新聞，他們也製造新聞
很少人會發現，所謂新聞很少是「自己發生」的；絕大部分的新聞，都是有心人「製造」出來的。小羅伯特・E・古奇 （Robert E. Gutsche Jr.）的《媒體控制：新聞作為權力和社會控制的機構》（Media Control:News as an Institution of Power and Social Control）指出，媒體控制作為權力和社會控制機構的新聞挑戰了對新聞運作方式的傳統（甚至是一些激進的）看法。記者不只是報導新聞，但他們製造新聞—《媒體控制》更進一步認為新聞的文化機構接近並呈現來自特定和主導文化立場的日常信息，讓權力精英受益。
從分析新聞界如何通過對犯罪和警察行動的報導進行監視和建立社會秩序，到通過助推主義概念報導新聞來支持民營企業和新自由主義原則，媒體控制通過文化視角呈現新聞。小羅伯特・E・古切以探索警察行動、刑事司法系統的新聞報導中的文化意義，並將民主價值觀嵌入新聞中，這些價值觀後來被權力精英用來壓迫和鎮壓部分人公民的。媒體控制幫助讀者闡明權力精英如何利用媒體和第四階層的面紗來推進白人意識形態和美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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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鎖中國，大陸控制媒體舉世皆知
我們對中國政府控制媒體再熟悉不過了。中國異議分子何清漣離開中國後，撰寫了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因其資料詳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她指出，中國政府努力維持政治和社會控制，嚴格限制信息獲取以及言論和結社自由權。它投入大量資源審查和控制媒體、互聯網、非政府組織以及政治和宗教表達。基於詳細的研究和分析，本書描述了中國的媒體控制是如何通過全面的黨監督、所謂新聞和言論，都是廣泛而模糊地被「製造」出來。
社交網絡技術影響我們共同的道德和理性意識
更令人感到無助地，社交媒體正在改變我們。社交媒體不只是我們現代交流和互動的一種工具，它正在悄悄改變我們看待世界和彼此的方式。麗莎・尼爾森（Lisa S. Nelson）的《社交媒體與道德：失去自我控制》（Social Media And Morality: Losing Our Self Control）說，我們目前關於社交媒體背後的人類行為的辯論忽略了這些社交網絡技術對我們共同的道德和理性意識的重要影響。
人們對信息時代隱私和匿名性的喪失備受關注，但很少有人關注社交媒體的後果和影響以及它們在互聯網上產生的行為。為了理解社交媒體如何影響我們的道德，Lisa S. Nelson 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論方法來研究社交媒體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本書沒有從假設我們控制我們對社交媒體的使用開始，而是考慮了現象學如何指出社交媒體的影響會影響我們的行動、決定，並最終影響我們是誰和成為誰。這項重要的研究將為這些日益重要的技術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的新方向。
「獨立記者」正在打破大媒體對新聞的壟斷
上帝至少開了一扇窗，丹・吉爾摩（Dan Gillmor）的《我們媒體》（We The Media）指出，草根記者（Grassroots journalists），也就是我們熟知的「獨立記者」以及「直播主」，正在打破大媒體對新聞的壟斷。這些不滿足於接受所報導的新聞，由讀者轉變為記者的人通過互聯網向全世界的觀眾實時發布新聞。專業記者和他們報導的新聞人物才剛剛開始感受到他們工作的影響。在我們媒體：人民的草根新聞，為了人民，全國知名的商業和技術專欄作家丹吉爾莫講述了這一新興現象的故事，並闡明了我們製作和消費新聞方式的深刻轉變。
消費者了解他們如何成為新聞生產者的食材。新聞人物政治家、企業高管、名人都被敲響了警鐘。新聞人物在自上而下的大媒體世界中享有的控制權在互聯網時代受到嚴重破壞。 Gillmor 向新聞工作者展示如何成功地遵守新規則並從控制轉變為參與。
所有媒體都需要批判性解構
「假新聞」是您在過去幾年中可能聽過很多次的術語，但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從古埃及人到法國大革命，再到開膛手傑克和開國元勳，假新聞自人類文明以來就一直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尋找真相的想法。
在假新聞以假亂真，已經不容易辨識的今天，或許我們不必在糾結這真真假假的漩渦裡。朱利安・麥克杜格爾（Julian McDougall）在《假新聞與媒體研究》（Fake News vs Media Studies: Travels In A False Binary） 這本書探討了媒體研究在「假新聞」時代的地位，分析批判性新聞素養的重要性。民主國家的年輕人需要了解主流新聞議程，並對社交媒體新聞（包括所謂的「假新聞」）採取批判性觀點。「假新聞」在書中並沒有作為一個具有明確定義的穩定、中立的術語出現，而是被定義為一個有可能掩蓋媒體研究的關鍵批判和政治前提的概念。所有媒體都需要批判性解構：因此，「真」和「假」媒體之間的任何區別都是錯誤的二元論。作者匯集了兩條敘述線索：一條分析當代新聞和新聞業，以採訪記者和新聞評論員為特色；另一條重新評估媒體研究學科本身。
柯賜海之死所以值得我們懷念
柯賜海之死所以值得我們懷念，不是因為他抗議的事都是對的，都是正義的；而是他面對霸道、獨裁的媒體，敢於用他的身體，肉搏式地在鏡頭前向世人宣告，「即使我說的你不同意，但是我誓死捍衛我說話的權利」。400年前法蘭西思想之父的伏爾泰只是說出類似這一句大家都經常引用的名言，但是柯賜海卻把它表現出來，實踐出來。相形之下，那些只知效忠黨意，為稻粱謀，躲在石榴裙下聞屁喊香的台灣政客，都應該到柯賜海的靈前向他脫帽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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