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個人化取向」 為自己找出路
首先，黃淑嫻將易文電影生涯從電懋時期作分水嶺，電懋之前與長城、藝華、新華影業合作的影片稱為前期作品，她分析，因為時空環境詭譎，易文的前期影片，充滿「強調『個人』而不是『集體』的社會模式」，這段時期的影片取材及個人電影生涯樹立了「更多牽涉政治和歷史的問題」。此「個人」化取向，躋身五○年代香港普遍存在的團體意識中，可謂異數。此處不妨舉易文為藝華公司編劇《閨怨》（一九五二）為例說明當時社會氛圍如何影響角色。
《閨怨》由易文同名小說改編。故事主述一對戀人素蓮、竟成的情感滄桑，竟成在香港淪陷後轉赴大陸從事文化工作，代表有理想的一方，素蓮則因現實而留港，終因生活嫁給玉章，婚後育有一女小蓮。戰爭結束，素蓮和竟成重逢私奔，後來小蓮生病素蓮趕往探視，小蓮終不治病逝，她和玉章爭吵中誤殺對方入獄，失去一切的素蓮出獄後獲知竟成仍在等她，於是偕往異鄉展開新生活。
局勢動盪人生多歧，個人無足輕重，往往錯失所愛所有，竟成對此深有體會：「天下大亂的時候，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找出路。」小說改編電影後，受制地理阻隔，消減大時代背景，改而發展女主角的愛情掙扎心理，強調個人追求。抽離時代，強調個人，我以為正訴說了易文的身世與內在。
作品淡化政治與歷史 展現都市女性獨立自主
易文出身政治家庭，其父楊天驥（一八八二―一九五八）曾任北洋政府外交、財政、司法、教育、內務諸部，一度出掌國務院祕書長，後輾轉國民政府治下江蘇吳縣縣長、交通部祕書等要職，家中往來皆名士要角如齊白石、于右任、杜月笙、周作人、胡適、章士釗等。所見所聞，耳濡目染，婚後離家攜眷赴港之際，必心有警惕，才導致書寫《有生之年》不涉「因果細節」、「把自己當成一個木頭人」之宗旨，正是歷經時空異變者的體悟。從而轉注影片，形成主體性，走出個人路線。說明了易文建立個人風格的過程，不唯佐證了南向影人對應時空與生存之道，其底蘊恰如黃淑嫻所言，基本上更多「牽涉政治和歷史的問題」。
淡化政治和歷史議題，易文前期編寫劇本有兩個緩衝之計，一是以改編新舊小說與西方名著，就地取材擺盪在傳統與西化，降低爭議性。如改編清末奇案的《小白菜》（一九五五），改編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名著的《茶花女》（一九五五）及徐訏的《盲戀》（一九五六）；第二是不具名編劇，既可與出品影片的左派勢力不產生關聯，也免成論戰目標。如《新紅樓夢》（一九五二，岳楓掛名編劇，長城出品）、《淑女圖》（一九五二，卜萬蒼掛名編劇）、《孽海花》（一九五三，袁仰安掛名編劇）等。度過捉摸不定的時代氛圍與詭異的政治生態，來到電懋時期，易文才終於展開其個人主義、自主性的現代性面貌之電影生涯。
易文將這種個人主義推至流行歌舞片中，展示都市女性獨立自主、現代性面貌，開創了議題空間。他編導的《空中小姐》裡周遊各地追求工作尊嚴和眼界丕變的空中小姐，及《桃李爭春》中過埠闖碼頭的星洲歌后李愛蓮（葉楓飾演）與養活寡母弟妹的香港歌后陶海音（李湄飾演）歌舞情感皆較勁之舉。經由反覆出現的小兒女陰錯陽差誤會、情感遊戲、時尚裝扮、華麗歌舞、城市浮世繪等畫面情節，匯集成「瑣碎政治」（politics of details）圖景，以日常生活解構大歷史的視覺敘事手段，揭示了易文不同於其他導演的個人化氣質。
＊作者蘇偉貞為知名小說家。現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曾任《聯合報》讀書人版主編。以《紅顏已老》、《陪他一段》飲譽文壇，曾獲《聯合報》小說獎、《中華日報》小說獎、《中國時報》百萬小說評審推薦獎等。著有各類作品十餘種。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安、厭世與自我退隱：易文及同代南來文人》（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