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難想像，工人所獲得的這種政治權利和他們工薪購買力水平的提高沒有關係。事實上，在落實普選權和取消選民財產資格的問題上，保守派反對的一個核心立場，就是擔心政治民主會侵犯私有財產：如果無產者獲得了選舉權，並且在人數上超過有產者，他們何不投票廢除少數人的財產？可見，工人的普遍政治權利，至少在當時的保守主義者看來，是對市場規則的威脅。然而，正是這樣的政治權利挽救了資本主義。如今已經沒有人能否認普選權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進步。
第二，皮凱提在對庫茲涅茨的批評中，把庫茲涅茨描述成弗里德曼式的極端市場主義者，忽略了庫茲涅茨本人對福利和政府行為的肯定：資本主義高級階段貧富差距的減低，並非全靠純粹的市場調節。庫茲涅茨指出，貧富差距的降低，一方面伴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也是不斷民主化和福利國家的崛起而導致的結果。我們不應該忘記，庫茲涅茨在發展他的理論的五六十年代，恰恰是西方世界福利最高、稅率最高的時代。庫茲涅茨自己並沒有把這些政治因素排除，而是把這些視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優勢的重要部分。只是在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之後，傅利曼式的經濟學當道，市場自我調節的功能才被神化為「經濟規律」。
總之，皮凱提的結論，以及他所引導的思考路向，不僅顛覆了所謂市場萬能、可以自動把貧富差距調節到良性水平的理論，也為民主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提供了相當的合法性依據。
這使得保守主義陣腳大亂，立即組織對皮凱提的批判。最有效的一個手段，當然莫過於摧毀皮凱提的學術信譽，以迴避對他所提出的問題的討論。這方面最大的一個成果，是ChrisGiles在《金融時報》上對皮凱提的數據進行的重新分析。他指責皮凱提操縱甚至篡改數據，一時鬧得滿城風雨。但是，人們馬上發現，皮凱提只是運用了統計學上慣行的處理方法，為了把一些不可比的數據變得有可比性，進行了必要的技術調整。這種調整當然會引起爭議，皮凱提自己也說他的數據分析大有改進之餘地，但這和篡改數據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皮凱提僅僅寫了一篇簡短的回應，稱對方根本不瞭解自己的工作。ChrisGiles還具體指出，皮凱提對英國的分析非常不靠譜兒，並堅稱英國近年來並沒有出現貧富差距加劇的現象。皮凱提對於美國的分析，也很不專業。’
皮凱提挖苦地回應：如果《金融時報》發現沒有出現貧富差距加劇的現象，這可是個大新聞，為什麼不自己趕緊報導呢？美國的數據，他承認自己不是作得最好，要求大家看兩位專門研究美國的經濟學家EmmanuelSaez和GabrielZucman的最新成果。他們的研究顯示，皮凱提對美國貧富差距不僅沒有誇張，反而是遠遠低估。連和《金融時報》同屬一家公司、以支持市場經濟著稱的《經濟學人》也發表文章指出：儘管皮凱提的數據處理有種種技術性的爭議，但根本沒有學術上做手腳之嫌疑。ChrisGiles對Piketty分析結果的修正，即使成立，也和Piketty的原初結論大同小異，區別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上談不上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