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這一更為全面的數據分析，皮凱提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簡單地說，他把「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形」徹底顛倒過來，形成一個正U型的發展：1870-1914年，也就是一戰以前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歐洲維持著高度的貧富差距。美國的貧富差距程度明顯低一些，貧富差距的頂峰是在1929年大蕭條爆發的時刻。歐洲從一戰開始貧富差距急劇下降，原因是戰爭摧毀了大量財富，戰爭動員和戰後重建則提高了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美國受一戰衝擊有限，這種發展略遲一步，但隨著大蕭條的爆發在1929年後也開始了同樣的過程。到1950年前後，歐洲和美國的貧富差距都降到了最低點，並大致把這一水平維持到1980年。1980年以後，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再次急劇加劇，至今沒有緩解的跡象。照此趨勢，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很快將達到或超過一戰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庫茲涅茨的研究掐頭去尾，只覆蓋了貧富差距下降的過程，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貧富分化在低水平上的維持也涉及不多。而他在1985年去世，對貧富差距的迅速反彈也沒有機會觀察。在這方面，他與馬克思的命運並無本質區別。
皮凱提進一步指出，他所描繪的這個歷史大U型，背後的動力絕非僅僅市場。恰恰相反，從一戰到1970年代，西方經歷了兩次大戰、大蕭條、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包括對富人一度高達90%以上的掠奪性稅率。這些都是降低貧富差距的核心因素。到了1980年，等庫茲涅茨的理論成為普遍的信念、「保守主義革命」開始放任市場競爭時，貧富差距立即攀升。可見，貧富差距的加劇，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範圍內，多是在對市場放任的情況下出現的。矯正貧富差距，則主要是靠政治過程。這種政治過程也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被動的、災難性的外在衝擊，比如兩次世界大戰；一種是主動的、內在的調整，比如民主政府所施行的針對富人的高稅收和針對全民的高福利制度。
我個人對皮凱提的敘述有兩點補充。第一，他在批評馬克思時提到，馬克思沒有機會觀察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工業化發展。那個時代，工薪購買力的提高開始追趕經濟發展，勞動階層的絕對經濟狀況開始改善，儘管貧富差距仍然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上。這一時代，顯然不是他分析的重點，故而就這樣點到為止，未能細論。
我提請人們注意的是：即使在這個階段，工薪購買力的提高是否能單純地歸結為市場的自然調節，也大有商榷的餘地。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在政治上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英國工人階級沒有聽從馬克思的召喚去推翻資本主義，一大原因是他們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進入政治過程的可能性不斷擴大。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選舉權擴大了50%，但勞動階層大部分因財產資格的限制依然無權選舉。有選舉權的，大致僅為男性選民的七分之一。此後，以勞動階層為社會基礎、要求取消財產資格限制的普選權的「憲章運動」風起雲湧，工會運動日益壯大。到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通過，選舉權倍增。到1868年時，雖然依然有財產資格限制，但實際上所有家庭的男主人基本都擁有了選舉權。勞工階層進入選舉過程，最終導致工黨的成立，成為議會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並頻頻成為執政黨。一系列對工人的保護措施，如對童工、工時的限制等等，也在這個時期成為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