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大家都同意，市場經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用中國人所習見的話說，這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爭議的地方是「先富起來」以後會如何？許多人憑藉常識判斷：市場既然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說明這些人比較適合這種自由競爭的規則。他們也絕不會僅僅是在起跑階段才佔據優勢。他們「先富起來」後，擁有了資本優勢，在競爭中更為先人一步，其優勢只能是越來越大，怎麼會越來越小？這樣下去，社會的貧富差距豈不是越來越嚴重？另一派則指出：且慢！市場本身遵循著「經濟規律」，有著奇妙的自我調節機制。按照這樣的「規律」，市場競爭會讓社會自動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共同富裕。
究竟哪種看法更為有理？這是皮凱提（Thomas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試圖澄清的一個核心問題。他先把代表這兩派的經典理論進行一番梳理，然後再排列數據，看看歷史事實究竟支持那一方。
關於市場只會使貧富分化愈演愈烈之說，馬克思即使不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在這方面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更不用說，由於歷史的原因，馬克思的理論在中國佔據著官方意識形態的高地，影響格外巨大。
皮凱提的書名，表達了他要撰寫二十一世紀版的《資本論》的志趣。馬克思對他的影響噹然不可低估。那麼，馬克思在理論上的功過究竟如何？以下是皮凱提的評判。
根據馬克思觀察，在資本主義規則的支配下，資本將無限積累，資本家控制越來越多的財富；工人則淪為無產階級，陷入的不僅是相對貧困化，甚至是絕對貧困化。考慮到《資本論》在1867年出版，馬克思對於十九世紀前半期工業革命的描述還是相當敏銳的。當時工廠的工作條件惡劣、工時超長、工薪奇低，城市貧民的狀況令人震驚，農村的景象則更為糟糕。與此相對照，則是少數資本家積累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財富。這些，都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出「末日預言」的現實根據：市場競爭的結果，是製造越來越多日益貧困的無產階級，讓財富集中在資本家手中。這必將引發無產階級革命，徹底埋葬資本主義。
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弱點，是沒有系統的收入分配數據可依據。但根據現在的研究，在十九世紀頭60年，西歐（特別是英法德）工業化突飛猛進，工薪則長期停滯，接近甚至低於十八世紀的水平。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觀察力還是相當敏銳的。馬克思最致命的侷限，是他的觀察時段。在《資本論》出版後，即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幾年，局面開始轉變。工薪的購買力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開始追趕經濟增長率。即使如此，在1870-1914年這段時期，西方的貧富分化依然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上。只是已經不能用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化」來描述工人階級的狀況了。毫無疑問，馬克思無法顧及他身後發生的事實，其理論在這方面也沒有預見。
在二戰後，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s）對資本主義提出了與馬克思的「末日預言」爭鋒相對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的初期，確實會出現比較嚴重的貧富分化；但在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貧富差距會自動在市場的調節下減低，不管是在什麼國家，施行了什麼政策。
這一結論，所依據的是1953年美國公佈的第一個收入分配的詳盡數據資料。他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揭示：在二十世紀初期，即1910和1920年代，美國最富的10%人口占有了45-50%的國民總收入。這個比例到1940年代下降到30-35%，說明貧富分化在急劇縮減。緊接著庫茲涅茨更進一步，提出了「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假說。
所謂「庫茲涅茨曲線」，簡而言之就是以貧富差距程度為縱軸，以人均收入為橫軸。貧富差距先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持續加大，到達頂點後再隨著人均收入的繼續增長而持續縮小。這樣的發展趨勢，在坐標繫上就形成了一個「鐘曲線」，或許多學者所稱的「倒U形」。
（庫茲涅茨曲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些經濟學家解釋：這背後有一套「經濟規律」在驅動。工業化顧名思義就是蓋工廠、造機器，需要大量的投資。在工業化初期，「第一桶金」還沒有賺到，社會相當貧困，資本變得奇貨可居，投資能夠奇蹟般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的回報當然巨大。與此同時，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伴隨，大量農民進城，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也壓低了工價。
這在馬克思時代格外突出：「圈地運動」使大量農民喪失了土地，作為赤貧人口湧入城市，有口飯吃就已經謝天謝地，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些都導致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但是，當工業化成熟、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程度後，該建的廠都建了，該造的機器也都造了，資本投入趨於飽和，回報開始降低。此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賴勞動力本身的素質。「人力資源」、「人力資本」越來越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增長的主動力。
最近幾年被中國經濟學家所熱議的「劉易斯拐點」，其實也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中解釋。根據「劉易斯拐點」的理論，工業化初期，享受著來自農村的、有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資本主義擴張無需面對提供工薪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投入越多，企業規模越大，可利用的廉價勞工就越多，利潤也越大。這大致相當於馬克思所謂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但是，一旦進城的農民被工業化所充分吸收，資本積累就必須面對提高工薪的壓力。這就形成了所謂「拐點」：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雖然中國是否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還有爭議，但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我們隨處可以看見這樣的事實：第二代民工早已不像第一代民工那樣有活兒就幹。他們「胃口」大得多。乃至城裡人開始抱怨：這年頭連個保姆也「漫天要價」。為什麼？過去即使是在城裡，也是有錢的人少，沒幾個人請得起保姆。掙保姆費的機會很珍貴。如今呢，大家都請得起保姆，誰稀罕你那幾個錢？社會富裕了，資本就像這種保姆費一樣，供應充足了，也不稀罕了。稀罕的是幹活的人，特別是幹活利落的人。
庫茲涅茨以系統的數據研究革命性地改造了經濟學，於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庫茲涅茨曲線」，也變成了經濟學上的常識。這一理論的寓意也是一目瞭然的：既然製造了一時的貧富分化的市場經濟還會自動把一切都平衡過來，那麼市場就會將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社會帶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一理論提出時，正好趕上冷戰，馬上就具有了政治意義，為市場經濟對於計畫經濟的天然優勢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連庫茲涅茨本人也承認：他所觀察到的貧富差距的劇減，基本是個偶然，是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導致的現象。在1953年最初的研究中，他還警告讀者不要輕易由此得出什麼普遍性的規律。但是，到了1954-55年，他的調子大變，把這一發展當作的資本主義的大趨勢，在沒有提供任何論據的情況下堅稱：即使沒有大蕭條和二戰這些因素，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也會同樣減低貧富差距。他稱這種對於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樂觀，一大目標是讓那些發展中國家跟著西方走。到了八十年代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凱旋，傅利曼式的自由經濟理論大行其道，所根據的也是同樣的「事實」：既然市場如此神奇，為什麼還需要政府的干預呢？用雷根的話說，政府解決不了問題，政府就是問題本身。
問題是，庫茲涅茨最初的研究，所依據的是1913-1948年間美國的數據，和馬克思一樣同樣存在著觀察時段的侷限。在皮凱提看來，無論是馬克思的理論，還是庫茲涅茨的理論，都屬於「瞎子摸象」式的經濟學，摸到哪個部位就說大象就是那個部位的形狀。
馬克思看到了1860年以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急劇貧富差距，就認定這是資本主義的規則：貧富分化的愈演愈烈，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庫茲涅茨則看到1913-1948年美國貧富分化的日益消減，也馬上聲稱這才是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規律，發明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自我平衡的「童話」。在各打五十大板之後，皮凱提首先要在觀察時段上避免兩位前輩的侷限，力圖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對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的觀察的基礎上。為此，他和他的同事收集了資本主義世界幾乎所有能夠找到的數據資料，不僅涵蓋了美英法德等主要國家，而且在時間上（視國家和統計資料之不同）最早回溯到十八世紀末，最近則一直延伸到2010年。這是迄今為止對現有數據資料所進行的最為翔實系統分析，頗有大數據時代的風采。因為數據規模過大，已經無法為書中的眾多表格所陳列，要另建網站予以公佈，便於研究者和批評者的檢驗。這也是社會科學在數據運用上的一個創舉。
根據這一更為全面的數據分析，皮凱提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簡單地說，他把「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形」徹底顛倒過來，形成一個正U型的發展：1870-1914年，也就是一戰以前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歐洲維持著高度的貧富差距。美國的貧富差距程度明顯低一些，貧富差距的頂峰是在1929年大蕭條爆發的時刻。歐洲從一戰開始貧富差距急劇下降，原因是戰爭摧毀了大量財富，戰爭動員和戰後重建則提高了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美國受一戰衝擊有限，這種發展略遲一步，但隨著大蕭條的爆發在1929年後也開始了同樣的過程。到1950年前後，歐洲和美國的貧富差距都降到了最低點，並大致把這一水平維持到1980年。1980年以後，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再次急劇加劇，至今沒有緩解的跡象。照此趨勢，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很快將達到或超過一戰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庫茲涅茨的研究掐頭去尾，只覆蓋了貧富差距下降的過程，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貧富分化在低水平上的維持也涉及不多。而他在1985年去世，對貧富差距的迅速反彈也沒有機會觀察。在這方面，他與馬克思的命運並無本質區別。
皮凱提進一步指出，他所描繪的這個歷史大U型，背後的動力絕非僅僅市場。恰恰相反，從一戰到1970年代，西方經歷了兩次大戰、大蕭條、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包括對富人一度高達90%以上的掠奪性稅率。這些都是降低貧富差距的核心因素。到了1980年，等庫茲涅茨的理論成為普遍的信念、「保守主義革命」開始放任市場競爭時，貧富差距立即攀升。可見，貧富差距的加劇，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範圍內，多是在對市場放任的情況下出現的。矯正貧富差距，則主要是靠政治過程。這種政治過程也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被動的、災難性的外在衝擊，比如兩次世界大戰；一種是主動的、內在的調整，比如民主政府所施行的針對富人的高稅收和針對全民的高福利制度。
我個人對皮凱提的敘述有兩點補充。第一，他在批評馬克思時提到，馬克思沒有機會觀察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工業化發展。那個時代，工薪購買力的提高開始追趕經濟發展，勞動階層的絕對經濟狀況開始改善，儘管貧富差距仍然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上。這一時代，顯然不是他分析的重點，故而就這樣點到為止，未能細論。
我提請人們注意的是：即使在這個階段，工薪購買力的提高是否能單純地歸結為市場的自然調節，也大有商榷的餘地。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在政治上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英國工人階級沒有聽從馬克思的召喚去推翻資本主義，一大原因是他們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進入政治過程的可能性不斷擴大。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選舉權擴大了50%，但勞動階層大部分因財產資格的限制依然無權選舉。有選舉權的，大致僅為男性選民的七分之一。此後，以勞動階層為社會基礎、要求取消財產資格限制的普選權的「憲章運動」風起雲湧，工會運動日益壯大。到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通過，選舉權倍增。到1868年時，雖然依然有財產資格限制，但實際上所有家庭的男主人基本都擁有了選舉權。勞工階層進入選舉過程，最終導致工黨的成立，成為議會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並頻頻成為執政黨。一系列對工人的保護措施，如對童工、工時的限制等等，也在這個時期成為法律。
我們很難想像，工人所獲得的這種政治權利和他們工薪購買力水平的提高沒有關係。事實上，在落實普選權和取消選民財產資格的問題上，保守派反對的一個核心立場，就是擔心政治民主會侵犯私有財產：如果無產者獲得了選舉權，並且在人數上超過有產者，他們何不投票廢除少數人的財產？可見，工人的普遍政治權利，至少在當時的保守主義者看來，是對市場規則的威脅。然而，正是這樣的政治權利挽救了資本主義。如今已經沒有人能否認普選權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進步。
第二，皮凱提在對庫茲涅茨的批評中，把庫茲涅茨描述成弗里德曼式的極端市場主義者，忽略了庫茲涅茨本人對福利和政府行為的肯定：資本主義高級階段貧富差距的減低，並非全靠純粹的市場調節。庫茲涅茨指出，貧富差距的降低，一方面伴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也是不斷民主化和福利國家的崛起而導致的結果。我們不應該忘記，庫茲涅茨在發展他的理論的五六十年代，恰恰是西方世界福利最高、稅率最高的時代。庫茲涅茨自己並沒有把這些政治因素排除，而是把這些視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優勢的重要部分。只是在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之後，傅利曼式的經濟學當道，市場自我調節的功能才被神化為「經濟規律」。
總之，皮凱提的結論，以及他所引導的思考路向，不僅顛覆了所謂市場萬能、可以自動把貧富差距調節到良性水平的理論，也為民主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提供了相當的合法性依據。
這使得保守主義陣腳大亂，立即組織對皮凱提的批判。最有效的一個手段，當然莫過於摧毀皮凱提的學術信譽，以迴避對他所提出的問題的討論。這方面最大的一個成果，是ChrisGiles在《金融時報》上對皮凱提的數據進行的重新分析。他指責皮凱提操縱甚至篡改數據，一時鬧得滿城風雨。但是，人們馬上發現，皮凱提只是運用了統計學上慣行的處理方法，為了把一些不可比的數據變得有可比性，進行了必要的技術調整。這種調整當然會引起爭議，皮凱提自己也說他的數據分析大有改進之餘地，但這和篡改數據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皮凱提僅僅寫了一篇簡短的回應，稱對方根本不瞭解自己的工作。ChrisGiles還具體指出，皮凱提對英國的分析非常不靠譜兒，並堅稱英國近年來並沒有出現貧富差距加劇的現象。皮凱提對於美國的分析，也很不專業。’
皮凱提挖苦地回應：如果《金融時報》發現沒有出現貧富差距加劇的現象，這可是個大新聞，為什麼不自己趕緊報導呢？美國的數據，他承認自己不是作得最好，要求大家看兩位專門研究美國的經濟學家EmmanuelSaez和GabrielZucman的最新成果。他們的研究顯示，皮凱提對美國貧富差距不僅沒有誇張，反而是遠遠低估。連和《金融時報》同屬一家公司、以支持市場經濟著稱的《經濟學人》也發表文章指出：儘管皮凱提的數據處理有種種技術性的爭議，但根本沒有學術上做手腳之嫌疑。ChrisGiles對Piketty分析結果的修正，即使成立，也和Piketty的原初結論大同小異，區別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上談不上修正。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說，即使ChrisGiles的指責完全成立，也很難抹殺皮凱提的意義，即對正統的市場理論的顛覆。在皮凱提看來，經濟學還遠遠構不成一門科學，經濟學所揭示的東西都還相當皮毛。他對美國人對經濟學家的崇拜感到頗為不齒，乃至20歲拿到MIT的教職後很快放棄，回到了巴黎。他聲稱，美國的經濟學家被捧得忘乎所以，其實都是在幹很無聊的事情。在歐洲，經濟學家沒有這麼高的地位，反而能放下身段研究真實的問題。
庫茲涅茨對美國35年數據分析的結論，馬上被神話為「經濟規律」。皮凱提實際上是把庫茲涅茨的方法發揮到極致，把數據分析的覆蓋範圍最大化。但他從不聲稱自己找到了什麼「經濟規律」。他最基本的結論是：從我們已知的市場經濟的歷史經驗上看，所謂市場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經濟規律」缺乏證據；我們能夠找到的證據恰恰相反，揭示了對貧富分化的有效調節大多要歸功於政治過程。
皮凱提只是要求大家忘掉「經濟規律」而回歸常識，回歸經驗事實：資本主義既非一定要被埋葬的罪惡制度，也非皆大歡喜的「童話」。市場競爭依然是現代經濟的主流。但這不意味著對市場必須一味放任。相反，當市場競爭偏離了我們的社會理想時，就必須通過其他手段對之進行修正。
＊作者為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