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農耕法、圈地活動竟意外改善人類健康：《瘟疫與人》選摘（1）

馬鈴薯立大功

愛爾蘭在十八世紀的領地擴張方面，提供了很有趣的例子，這個例子在實際領土上並沒有特出之處，但是在人口統計上卻極富戲劇性。經過連年殘酷的戰爭後，這塊土地總算在1652 年真正享受到和平。從那時起，三個不同的族群：英格蘭人、蘇格蘭人以及愛爾蘭人，帶著各式不同的農耕方法以及經濟展望，和一片近乎空曠的土地展開奮鬥。

愛爾蘭大部分地區的主要族群還是愛爾蘭人，雖說政治情勢對他們並不利。他們之所以會成功，在於很早就接受馬鈴薯做為主要作物。這項做法使得愛爾蘭人的生活好過許多，因為愛爾蘭人原先的農耕地規模都很有限，而且他們也不像英格蘭人那樣，依賴昂貴的犁具來耕地。便宜又盛產的馬鈴薯，使得愛爾蘭人更容易存活，因而能全面競爭過英格蘭的移民。

蘇格蘭人則設法在阿爾斯特省（Ulster）定居下來，他們的耕種技術以及生活標準，大致都和愛爾蘭人相等。蘇格蘭人在十八世紀初期，種植穀物全面失敗後，也把馬鈴薯當成主要作物，證明了這種原本很不起眼的根莖植物，是多麼的有價值。愛爾蘭人口的爆炸性成長直到十八世紀末，才算是進入最高峰，諷刺的是，當時由於英格蘭地區穀物價格攀升，使得英裔愛爾蘭地主的農事利潤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這也使得勞力需求增加；本地愛爾蘭人倒是可以提供勞力，他們只要求約一公畝大小的田地做酬勞，這一公畝地用來種馬鈴薯，足可養活全家大小，他們生活也許窮得可怕，但至少營養狀況還不錯。

然而，十八世紀愛爾蘭及中國農民人口顯著增加的情況，或許正是日後其他地區的前兆。同樣的，工業革命能在大不列顛崛起，也和當地的人口及疾病有關。直到1870 年代（當時英國開始由海外輸入穀物及其他糧食）以前，英國城市人口若要增長，一向需要依賴加強當地的糧食生產。改進田莊機械、施肥、作物輪種、種子篩選以及作物儲存、收藏等，全都有助於增產糧食。其中最重要的變革為，放棄以休耕做為除去雜草的方法。像是蕪菁這類在生長季節需要細心耕地的作物，就容許農人一邊生產有價值的作物，一邊破壞雜草。於是，農產量也因此提高了幾乎三分之一。

放牧帶來的好處

當這種「新式農耕法」於十七世紀後半，由最早的起源地開始往北海兩側擴散時，又造成另一個始料未及的結果。因為蕪菁和苜蓿（另一種取代休耕的重要作物）所能餵養的牛隻數量，是歐洲農業從前絕對辦不到的；而且，大量牛隻出現後，一方面增加肉品及乳品的產量，改進了人類的飲食；另一方面，又為帶原的瘧蚊提供了更討喜的血源。

由於牛隻對於瘧原蟲來說，並不是適當的宿主，因此偏愛牛血的瘧蚊，等於打斷了瘧疾在牛隻數量大增的歐洲地區的傳染鏈。於是，瘧疾漸漸退回地中海地區，因為那兒的夏季太過乾旱，新牧草無法生長。結果，這項在歐洲北部流行了數世紀之久的重要疾病，再也不能影響那些實施新式農耕法的地區了。 （相關報導： 「人類與病菌的對抗，永遠不會停歇！」改變歷史的瘟疫：《怪奇科學研究所》選摘（2） ｜ 更多文章 ）

這種新式農耕法普及後，還造成另一項複雜的生態結果。動物增多，意味著人類飲食中的肉類和乳品跟著增加，因此蛋白質的供應量也增加了。這一點很可能會增加人體製造抗體來對抗各種傳染病的能力，因為這些抗體本身就是一種蛋白質，只能利用他種蛋白質所提供的胺基酸來製造。因此，對抗傳染病的一般抵抗力，很可能在許多人的體內顯著提升起來。

另外，十八世紀在英國迅速推展開的圈地活動，也就是在荒地或曠野上加設柵欄，可能造成的副作用是，放牧者不想再過度屯積草料，而且牛、羊也被圈隔成一小群、一小群私人的財產。這一點，幾乎絕對會改進家禽和家畜的健康。

首先，動物的飲食改進了，因為過去各個村民如果想要盡量爭取權益，只能拚命從公共放牧地上屯積草料。第二，家禽和家畜間的傳染病鏈，也可能會經常被打斷。因為在從前，動物自由的在村中公有地上奔跑，並且偶爾還會和鄰村動物接觸，當時並沒有圍籬來區分某一塊牧地應該屬於某個社區或是其鄰居的。但是加上圍檻後，發生動物疫病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因為圍檻把即使是同個村落的動物，分隔成多個小團體。這項改善對於人類的健康也很重要，因為許多動物傳染病，例如牛結核、布氏桿菌病，都可以傳給人類。

這類傳染病的減少，再加上瘧疾式微，對於1650 年至1750 年間英格蘭地區的疾病經驗，影響深遠。至於法國，十八世紀時還沒有出現圍籬放牧，而且新式農耕法也尚未開始，農民的健康情況依然慘兮兮。流行病和慢性傳染病肆虐鄉野；瘧疾和結核病仍然是嚴重的健康問題；此外，一系列其他致命傳染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痢疾、肺炎以及「軍隊汗熱症」（military sweats），自1775 年後（最早獲得的詳細紀錄始於這年），殺死為數眾多的法國農人。

由於英國人口成長，在十八世紀時遠超過法國，而這兩國又始終是農業最先進的國家，因此不由得令人相信，當時英國鄉村人民的健康，一定比法國鄉村人民理想得多。不幸的，英國缺乏類似法國於1775 年後編整的官方疾病紀錄，因此無法和法國直接比較。

鄉村人民的健康改善（如同可能於1650 年後發生在英格蘭地區的情況）所造成的重大結果為，農業勞工的效率大大提升。健康的人工作做得較好，也較規律；此外，假使農民不需忍受熱病或其他類似感染（這些病往往在生長季節達到高峰）的折磨，那麼他們就比較不容易因為錯失適當時機，沒能做好分內工作，而造成農業減產。因此，當健康改善後，少數的工人可以供養多數的城市人。

英國在十八世紀晚期非常明顯的「城市化」特徵，要不是有這樣的環境條件，是不可能達成的。 （相關報導： 「人類與病菌的對抗，永遠不會停歇！」改變歷史的瘟疫：《怪奇科學研究所》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