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如此，2015年遭起訴後，MIKO和其他流鶯小姐就不斷要求柯市長依據社維法91-1條，制訂自治條例，落實性交易合法化。但號稱超越藍綠的無黨籍市長柯文哲，任期已經過了一半，卻仍對底層流鶯的處境不聞不問，僅用兩紙公文回覆：以「台北市因人口集中，隔離不易」為由，推說「本市在多方考量下，暫無設立『性交易專區』之規劃」來推託卸責。柯市府警察局如此回文，是完全迴避台北市早已春城無處不飛花的現實。
根據北市府警局統計，在柯文哲執政的第一年(2015年)，性交易相關人取締量為1960人，是修法後五年來取締社維法人數最多的一年，罰鍰總計超過1150萬，而2016年的1714人也不遑多讓；也就是說，柯市長兩年任期內已取締了3600多位的底層性交易相關人，若以取締一人須三名警力計算，柯市長已耗費7200多人次的警力。然而，性交易並未因此消失，反而徒增底層性工作者的經濟負擔。MIKO一審無罪，也顯示市府用警力網路釣魚，完全是浪費司法資源。所以，我們認為，與其一再耗費台北市警力取締與查緝，不如落實性交易合法化，讓性工作們可以正大光明繳稅來貢獻市庫。
同時，除了性交易的取締警力外，來自周邊居民的抱怨亦是虛耗檢舉的行政系統。在社區中，任何形式的產業與服務，都必須面對與社區如何共存的議題，就像是居民會抱怨餐廳的油煙或酒吧的噪音一樣，性產業也是如此。然而，性交易即便是非法，仍舊存在於台北市的街道巷弄中，社區居民與性工作者亦須面對共存的課題，難免居民對性工作者多少會有抱怨。但就是因為性交易全面非法，所有與社區共存的爭議、抱怨、矛盾與張力就只能透過「檢舉系統」處理，譬如市長信箱、110等。通常居民的檢舉原因，除了隱含的道德歧視及房價利益外，不外乎社區安寧、社區觀感、整潔環境等具體關切。
然而因為沒有合法管理的機制，無論哪一種檢舉方式，都只能用指派當區的派出所來處理，且警員也就只有口頭勸導或直接取締的處理方式。所以，性工作者無法得知檢舉的原因，也無法根據居民介意的部分有所改善。可見這些檢舉途徑都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徒增行政系統與警政單位的虛耗空轉。根本的改善之道，就是柯市長應直接向流鶯請益。流鶯姊妹多年來，累積與社區居民在關係中發展的許多經驗與智慧，也準備好面對社會的各種聲音，透過溝通來尋求務實面對與管理的方式，既可增加相關營業稅收，又可減少處理檢舉與執行查緝的行政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