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名叫杜紅利的市民，自己感染了，帶著也感染了的父親，把所有方法都試了一遍。一月二十七日，他去社區做了登記，一直沒有消息。他向朋友借了一輛麵包車，強撐著帶父親到處尋找醫院收治。有三百多個床位的武漢六七二醫院（中國很多醫院都以數字命名，這又是軍事化管理的例證之一），沒有住院單不讓進；新開放的有七百個床位的武漢協和醫院漢陽分院也告訴他：要等。次日，杜紅利趕到區政府信訪辦，得到的答覆還是沒有床位；找衛健委，對方回復稱沒有辦法解決，只能等。因為沒有辦法跨區域協調病人，只能等所在區域的對口醫院收治。
杜紅利的父親曾參軍十五年，上過抗美援朝戰場，曾是兩位高級將領的貼身警衛。杜紅利告訴《財經》記者，現在全家被感染，自己頭暈胸悶的症狀也越來越厲害，不知道還能帶著父親扛多久。他父親不停對他說，自己沒有死在幾十年前的戰場，卻可能死在醫療資源調配失控的現在。劣質的管制，居然比戰場還要危險。
不做「抽象的公民」：倖存者不僅要活著，還要記住
劉紹華在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其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時還沉重，原因是她看到一九四九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她在書中得出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為題，呈現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之差異。
然而，中央研究院的學者錢永祥為此書撰寫的推薦語卻與該書主旨背道而馳。錢氏雖承認「麻風病人遭受污名與歧視。」以及「麻風病醫生也在專業與政治兩方面陷在污名的泥沼之中「，卻又用更大的篇幅正面描述「中共的成績」——「中國革命高舉革命的人道主義，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成就一向為世人稱頌，掃除結核病、性病、血吸蟲之外，群眾路線所建立的基層醫療體系深入山野鄉間，對國民健康的貢獻也很可觀。在麻風領域，面對遭受排斥的幾十萬病患，它用四分之一世紀，便達成了初步的防治成果，同樣稱得上成績斐然。中共的成功之道，靠的是革命所建立的集體化社會組織。」這種論述跟中國新左派前些年對毛時代的赤腳醫生的讚美如出一轍，更是不亞於「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習近平的當面稱讚：「習近平主席親自指揮部署，展示卓越的領導力。……中方公開透明發布資訊，用創紀錄短的時間甄別出病原體，及時主動同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是中國制度的優勢，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錢永祥大概沒有仔細閱讀這本書。劉紹華在書中揭示的真相是，在中共治下，麻風病人的身體集體性地成為國家衛生治理的產物。中共政權明確彰顯以公共衛生的方式控制麻風的現代企圖，而麻風醫生的情緒勞動則成就了此一目標。「在此現代性轉變中，一脈相承的是污名以及以之為基礎的人群分類思維。」誰能想到一千多萬武漢人會成為被歧視的劣等公民呢？在如今這場前所未見的疫情期間，劉紹華特別告訴中國人：「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容忍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讀《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可參考法國學者福柯的專著《規訓與懲罰》和英國學者波普爾的專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可參照美國學者詹姆士·C·斯科特的專著《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這本書可以看成是一個反對極端現代主義的、人工設計社會秩序的帝國主義的一個案例。斯科特指出，被設計或規劃出來的社會秩序一定是簡單的圖解，他們經常會忽略真實的和活生生的社會秩序的基本特征。在這樣的社會裡，公民退化成「無印痕的公民」或「抽象的公民」，為了執行計畫的需要，成為沒有性別、品位、歷史、價值和終極想法、沒有傳統和特定個性的人。武漢的一千多萬市民，湖北的五千多萬居民，中國的十三億人，都是如此。因此，斯科特總結說：「一個受到烏托邦計畫和獨裁主義鼓舞的，無視其國民的價值、希望和目標的國家，事實上會對人類美好生活構成致命的威脅。」那些高呼「厲害了，我的國」的中國人，會睡獅猛醒嗎？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