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來以戰爭手段處理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卻從未避免資源調配失控
武漢肺炎肆虐，中國大地處處都張貼著紅色標語，諸如「家家動員，人人參與，打贏疫情防控戰」，讓人宛如回到「紅海洋」的毛澤東時代。習近平對來訪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中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國人民正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進行嚴肅鬥爭，疫情是魔鬼，不能讓魔鬼藏匿」——他恰恰忘記了，他和共產黨才是將小鬼從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來的魔王，鬼王當然不抓鬼。
習近平一開口，脫口而出就是「戰爭」這個詞語，如此沉重的詞語被他舉重若輕、輕描淡寫地說出來。從精神結構而言，習近平是「文革之子」或「毛澤東之子」。中共管理社會包括處理公共衛生事件，從來都喜歡用戰爭模式，中共視為中國為碩大無朋的軍營，所有公民都是軍中士兵。
劉紹華在研究中共麻風防疫史時發現，毛澤東時代，在中共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向蘇聯「一邊倒」的背景下，防治麻風也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即強制隔離方式，這跟此前較為寬鬆的教會介入方式大不相同。一九五七年，官方估計全國約有三十八萬麻風病人。一九五零年代末集體化熱烈開展，全國不同層級的防疫人員和地方幹部接受指示，動員尋找麻風患者，有時威嚇脅迫，有時軟言勸說，將登記在案的病人送入鄰近的麻風聚落。
到了文革期間，毛澤東下令對黨政機關「軍管」，窮鄉僻壤的麻風病醫院也不例外。劉紹華指出：「軍管命令勝於醫學判斷，甚至基於歧視恐懼而規定看診地點。」軍管也影響到病人的組織形式，劉紹華以安徽省嘉山縣四山村麻風病醫院為例指出，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間，這個醫院按軍事化的班、排、連來臨編組。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麻風病醫生多屬「成分不好」的政治階級，而被指派麻風工作。麻風病人則多為底層農民或勞動者，屬於政治正確的階級。兩種不同政治階級的人被隔離在一起，鎮日相處，係因衛生防疫同時以科學之名與污名之實而行。
軍管固然讓領導層更輕鬆地對多個層級「如臂使指」，卻未必能迅速遏制疫情。軍事化的社會控制，表面上整齊劃一，在另一些層面卻又極其低效無能。從文革中走過來的習近平，下一步會在疫區使用這個最後的招數嗎？武漢地方政府將新建的「火神廟醫院」交由軍隊控制，但士兵能取代醫生成為天使嗎？
報喜不報憂是中國文化的特色，昨日的麻風防疫如此，今日的武漢肺炎防疫也是如此。財新網在一篇題為《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于「普通肺炎」？》的報道中寫道，前線記者採訪了十餘位病患家庭，多數全家感染。他們還攙扶著病危的老人、孕婦輾轉在各家醫院，「醫院告訴我們只能自救」，他們的家人們處於生死一線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