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筆至此，似乎要說明一下什麼是「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了。
「公民不服從」的概念，最早由美國文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所提出，原因是他在華爾騰湖（Walden）隱居期間（1845-1846年，後來梭羅將這兩年的隱居生涯寫成一本書《湖濱散記》，至今仍是美國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梭羅因拒絕警察向他追討六年沒繳的人頭稅而被關起來，後雖被一名不知名人士代他繳稅而獲釋放，但這一天的牢獄之災卻開始讓梭羅認真思考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怎樣才能阻止政府為惡？後來（1849年）更依此發表一篇演講（最初的標題為「對公民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後更名為「論公民不服從的義務」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正式提出「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不該只是愚昧地效忠政府，當政府訂立不符公義的惡法時，這時公民有不服從惡法的義務。這篇演講內容深深影響後世的公民運動，從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到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皆受其啟發。
舉例來說，在台灣及中國皆曾發生過以言論自由遭受政治迫害的事件：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並在《自由中國》社論＜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的國民黨，但隨之而來的卻是雷震、殷海光等人被逮捕，並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無獨有偶地，1957年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亦有《光明日報》事件，章伯鈞及儲安平等人也以「黨天下」一詞得罪共產黨和毛澤東，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批鬥及歧視待遇。雖然分屬海峽兩岸，但兩者同樣以言論自由對抗一黨獨大的國家機器，且一樣地落得被批鬥或牢獄的下場。明知不為在上位者所喜，但卻憑著知識分子的良心，必須講該講的話，這才叫公民不服從的彰顯。
隨著社會潮流不斷變遷，那些位居高位或主管階層的人常說：我們要與時俱進，隨時代進步而改變我們的思想，固執於舊有的傳統思想，只會讓我們停步不前。話說得有道理，但有趣的是，這些話為什麼總是由掌握權力的人口中說出來呢？海峽兩岸的各種政治運動，究竟吞沒或消化了多少人的自由意志與思想，我想這關乎於每個人的硬度不同，而且筆者以為知識分子往往是其中最硬、也最難被消化的一群人。（可惜的是，如今知識分子幾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