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著名政治哲學研究員錢永祥先生，與我同庚，1949年，繈褓中的他，隨父親來到台灣。
台灣學者，大多儒雅、謙和、質樸、執著又內斂。或許是不再有那種與外部的緊張感，也無太多的利益追求，很少大陸這邊常見的戾氣、霸氣和痞氣。那天因為要談的話題甚多，過了規定時間，有兩位提前告辭，一位要回去遛狗，一位定於在這晚陪母親吃飯。
現在的紫藤廬盧主周渝先生，贈我其父的傳記性文集《落筆驚風雨》，我送他剛在台灣出版的長篇《迷冬》，未曾想，一次普通的文友應和，竟生出濃濃的情義來了。在其後的十多天中，兩人又有五六次的聚集交談，光飯就請來請去吃了五餐。全都是在那種只有他們才知道的風味小館子，坐大堂一角，細語交談。台灣這邊極少有包間。
第二天，為了追尋我父親那一段消失的歷史，我又在紫藤廬拜會了青年學者、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系研究部博士生楊善堯先生，向他討教抗戰時中國軍醫的一些問題。受贈他的專著《抗戰時期的中國軍醫》。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關於我父親職業的一部書。為這樣一種高尚的職業，父親付出了全部青春歲月。並給他1949之後很長的一段生活帶來磨難與屈辱。
